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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实践出发，是因为不同于理论，实践是生成于研究对象国家自身的历史、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情境、视域和话语内的。而且由实践（而非理论）出发所发现的问题，更有可能是所研究国家自身的内生要求，而不是源自西方理论／认知所关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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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所展示的首先是悖论现象的共存——那些看起来自相矛盾且相互排斥的二元现实，却既真实又真切地共存着。例如，没有（社会）发展的（全球化的）商业化、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或者没有相应司法实践的西化形式主义法律。其挑战着那些在它们之间预设因果关系的主流西方理论的有效性，因此呼吁新理论的构建。此外，理论往往由源自西方的形式演绎逻辑所主导，坚持逻辑上的前后一贯，而实践则不同于理论，惯常地容纳着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现象。从实践出发的认知要求的是，根据实践自身逻辑的概念化来建构理论——比如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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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出发的视野要求将历史过程作为出发点，要求由此出发的理论建构。但是，这样的实践和理论关怀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拒斥或盲目地无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而是要与现有理论进行自觉的对话，同时自觉地借鉴和推进西方内部多样的非主流理论传统。此类研究还可以表现在实际层面上，在西方主流的形式主义理论以外，有必要结合西方主流以外的理论传统去理解西方自身的经验——例如，结合法律实用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和主流的“古典正统”法学传统，去理解美国法律实践的过去和现在，或者结合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和主流的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传统，去理解西方的实践经济史。更重要的还在于，要去揭示这些存在于实践中的结合的运转理论逻辑，在这些看起来相互排斥的二元对立之间，去寻找超越“非此即彼”之逻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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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丛书拟收入在实践法史与法理、实践经济史与经济学，以及中国乡村的实践历史、现实与理论研究领域内的此类著作，也包括讨论中国创新的著作，这些创新已经发生在实践内，却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论关注和表述。我们的目标是要形成一系列具有比主流形式主义研究更适合中国历史、现实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观念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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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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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宰仁厚》，载《点石斋画报》第35号，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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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石斋画报》创刊于1884年，1898年停刊，前后历14年。该图为吴友如所画，所配文字为：“上海县差人张春生，系谢庆、蔡锦之副身也。前日，奉提某姓抢蘸一案，擅将案内无名之图甲并提到案。图甲备诉原委。邑尊怒喝，笞百六十板，以儆其擅。不料笞至满百，遽扒起向外逃走。堂上下人众累累，几乎失笑。夫官长耳目难周，私提私押等事，往往而有。若夫既经喝责，岂有受责未终而遽思逃遁者。后虽备责满数，犹属邑尊之仁慈也。如此藐法，笞之宜加数倍，否则刁风易长耳。（疼痛难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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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何耿绳：《学治一得编》，清道光十七年（1837）刊本。该页写有“书差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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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陈宏谋：《在官法戒录》，清乾隆八年（1743）刊本。该页自序中写道：“然国家设官置吏，官暂而吏久也，官少而吏众也。官之去乡国常数千里，簿书钱谷或非专长，风土好尚或多未习。而吏则习熟而谙练者也。他如通行之案例，与夫缮发文移、稽查勾摄之务，有非官所能为，而不能不资于吏者。则凡国计民生系于官，即系于吏，吏之为责不亦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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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七月二十一日重庆府严查捕役包庇盗贼诬害平民札。选自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司法卷·乾隆朝（一）》，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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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十五年（1810）七月十九日巴县衙门刑房开审单。选自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司法卷·嘉庆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第110页。该件文书右边写有“刑房清字班”的字样，表明该案子是被分派到巴县衙门刑房，由该房内分别冠以“清”“慎”“勤”为号的三班书吏中的清字班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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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二月十二日陈洪自愿投充巴县衙门捕班差役状。其文字内容为：“具投充。正里七甲民陈洪为恳恩收录事情。蚁载册粮民，身无过犯，情愿投充天案捕班，勤慎办理公务，以效犬马之力，不得推委。是以恳乞大老爷台前赏准收录施行。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十二日，具投充陈洪。”上面还有巴县衙门以朱笔所写的“准充”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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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为清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十四日巴县衙门捕头姚章、万珍为陈洪投充捕役作保状。其文字内容为：“具保状。捕头姚章、万珍今于台前与保状事。役实保得陈洪在役班内听候差遣，不致违误公事，中间不致虚冒。保状是实。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十四日具。”上面还有巴县衙门以朱笔所写的“准保”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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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二图皆选自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司法卷·乾隆朝（一）》，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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