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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类关切所具有的那种分量，再加上地方主政官员们若不依上谕照办便会有被降级或革职的风险，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像巴县知县张铎那样的地方官员为何会采用前述那种将两方面情况均向其上峰汇报的手法。此种手法既迎合了朝廷高官们的忧虑，同时又满足了地方行政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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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未能找到有可能解答巴县衙门里究竟实际雇用了多少名书吏这一问题的各房人员登记名册。从另一方面来看，张铎也绝非首位使用前述那种将两方面情况均向其上峰汇报的做法的巴县知县。除了那些每年须上报朝廷吏部的该衙门吏役人员情况正式报告，巴县档案中还保存了光绪年间此方面的13份“非正式”报告的草稿。不过在此必须加以强调的是，这些非正式报告当中并不包含在巴县衙门实际工作的全部书吏们的总人数记载。虽然所有典吏的名字都有在这些非正式报告里面被一一列出，但是，某些在其所承办的案件卷宗和各房之间争端的记录当中出现其身影的经书，其名字却没有被写在那些呈报给重庆知府的关于巴县衙门吏役人员情况的非正式报告之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而那些卯册无名的书吏，无论他是否被巴县知县承认是小书或帮书，均被完全排除在这些非正式报告之外。(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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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非正式的报告不应该被视为包含了巴县衙门中所有书吏的准确人数，但这些非正式报告里面所列出的那些数字，极有可能是与在巴县衙门各房实际工作的书吏总人数成相应的比例。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数字，来获知巴县衙门每一房内书吏们的相对人数，以及不同房内的书吏人数在光绪年间的变化情况。此外，由于这些非正式报告中列有其名的那些书吏乃是获得知县首肯而进入巴县衙门工作，故而他们的人数及其增减也能反映出知县对衙门办事人手之实际需求的某种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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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巴县衙门中的在册书吏总人数（1878—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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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就像朝堂上的那些高官们所怀疑的那样，这些非正式报告所展示的图景是，巴县衙门中的在册书吏人数在19世纪最后那几十年间急剧增长。从光绪朝初期相对最少的89人（但这已超过了75人这一朝廷为巴县衙门所规定的经制书吏额数）开始，巴县衙门中在册书吏的人数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攀升至最高值（272人），此后又有所下降，最后稳定在200人左右。光绪二十七年（1901）时巴县衙门中在册书吏人数的反常下降，可被理解为时任巴县知县张铎裁革书吏这一举措的结果。然而，巴县衙门在册书吏人数在次年的迅速回升，表明巴县知县张铎先前的那番努力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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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省级官员和朝堂上的中央官员都将各地方衙门中书吏人数的增长归咎于书吏群体当中愈演愈烈的腐败之风、结党营私和用人唯亲，以及州县官们对此缺乏警惕。上述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在其中起到了部分的作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19世纪后半叶地方政府日益增多的政务负担所造成的各种影响。正如前述巴县知县张铎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时向重庆知府所解释的情形那样，书吏人数的急剧增长，乃是由于当地衙门承担的各项政务及其责任也在日益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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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衙门日益增加的工作重负，可以在许多因素当中找到其根源。这些因素包括，当地人口的增长，商贸活动的发展和分化，各种附加税名目的增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与义和团运动之后朝廷推动的那些行政改革举措，还有重庆被辟为通商口岸对外国人开放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随后来到此地。上述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可以从图1中所见的那种书吏人数增多的情况只是出现在巴县衙门所辖十房中的五房里面这一事实（如表1所示）上看出来。(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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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巴县衙门各房在册书吏的人数（1878—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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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巴县档案，档案号：6.6.111，6.6.312，6.6.319，6.6.330，6.6.333，6.6.334，6.6.335，6.6.338，6.6.341，6.6.5174；李荣忠：《清代巴县衙门的书吏与差役》，《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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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表1里面的那些数字绘制成曲线图（去掉1901年时那个反常的数字），那么将会显示出三组不同的类型，而它们反映出巴县衙门内各房相应的政务负担之轻重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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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是由来自兵房、吏房、仓房、盐房和柬房的在册书吏们构成。这些房所雇书吏的人数不仅相对较少，而且在此期间基本上保持稳定。第二组是由来自礼房、工房和承发房的在册书吏们构成，在该组当中，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其人数与第一组处于相接近的水平，但很快就攀升至引人注目的更高程度。这种总人数的攀升，特别是工作于礼房与承发房的书吏人数的显著增长，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光绪十七年（1891）重庆开埠之后外国来华传教士交涉事务相较以往变得更加吃重，而礼房正是负责此方面事务的处理，二是因为此时期巴县衙门里流转的公文书卷宗数量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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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巴县衙门中各房在册书吏的人数（1878-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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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图2所示，在册书吏人数增长最快的是户房与刑房，但刑房的在册书吏人数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发生了同等程度的急剧下降。这两个房起初就比巴县衙门其他各房雇用了更多的书吏，故而这一点本身并不特别令人感到惊讶。毕竟，维持治安与征收赋税是任何县衙都非常关心的首要政务。出于同样的原因，巴县衙门里面这两房的在册书吏人数在光绪年间的增长，可被归因于清帝国在其最后那几十年里面更加强调上述两方面政务的重要性。作为此方面的一个例证，我们可以观察巴县在19世纪下半叶时处身其中的那些正不断发生变化的客观环境，亦即重庆作为一个内陆重要港口城市在当时的快速发展，对巴县衙门里某个相关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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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商贩来到此地经营各种生意，重庆当地商贸活动的扩张，也带来了外国人向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流入。外国人的到来，常常会导致其与当地的中国百姓发生冲突。如前所述，巴县曾在同治二年（1863）、光绪三年（1877）爆发过多起教案，后来又在光绪十二年（1886）时再次发生此类事件。在这些民教冲突发生期间，多人丧生，多处教堂被捣毁。虽然没有文字记载表明光绪十二年后当地还曾爆发过同等剧烈程度的民教冲突，但巴县居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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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冲突给巴县衙门维持当地公共秩序增加了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而随着重庆在光绪十七年（1891）时被辟为通商口岸而对外国人开放，其难度更是有增无减。正如巴县知县张铎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呈送给重庆知府的前述那份详文中所说的，在过去的几年里，当地的洋务几乎与日俱增，对外国人的人身与财产加以保护，还有在重庆境内将他们安全地护送，这些工作都异常艰难，需要有超过朝廷法令所允许的经制吏役额数的更多人手来操办此类事宜。(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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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刑房是与礼房一道分担对所有与洋务有关的地方衙门政务的处理，故而当越来越多的各类外国人（例如传教士、商人、士兵和外国政府使节）来到重庆，便会大大增加当地衙门里面刑房的工作量及其对办事人手的数量需求。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伴随着重庆人口在19世纪中期与清朝末年之间所发生的爆炸性增长，吸食鸦片、卖娼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犯罪活动同时也在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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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衙门刑房在册书吏总人数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的下降，并非由其工作量减少所造成，而是与清末那些针对公共治安机构所作的新政改革所导致的职责重新配置有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时在当地设立了独立的警察局。(134)不过，即使经过了那些新政改革，在巴县衙门刑房工作的在册书吏人数，仍然远远超过在除户房外的其他各房工作的在册书吏人数。(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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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衙门工作量的增长，迫使知县必须做出抉择：要么遵照朝廷法令所规定的经制书吏额数行事，要么违反那些法令以满足对吏役人手的实际需求。前述巴县知县张铎那种将上述两方面情况均向其上峰汇报的做法，便是对此问题作出的一种回应。那么，巴县衙门中各房实际所雇书吏人数的增长，对于书吏们自身又有何影响呢？除了表面上创造了觅得一份工作与获得收入的各种新机会，最重要的结果看起来是这使得那些受此影响的科房内部在各种有利可图的任务之分配方面变得相较于以往而言竞争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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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衙门各房内部的竞争，源于前述那种“应差”和“办案”的区分。应差只能给承办此类任务的书吏带来相对而言很小的经济回报，而办案则是所有书吏所仰赖的主要收入渠道。我们没有办法估算这两类工作相对而言的数量增长。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下这两种可能的情形，而它们都将会加剧同一房内书吏们之间的相互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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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如果应差的任务在数量上超过了办案，那么其结果将会是在同一房内工作的那些书吏们当中造成一种“剪刀差效应”（scissors effect）。因为当应差的任务增多时，就必然会需要更多的人手投身其中，而同一房内若有更多的人手被安排去应差，则就意味着该房每位书吏所能分派到的待承办案件数量将会成相应比例地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绝对会从中受益的人们就是那些典吏，因为他们的人数几乎保持不变，而且典吏对于其所在房内的所有收入与待承办案件均可分到固定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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