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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狼性天□，无恶不作。伊视书等为鱼肉，书等畏伊如豺虎。如任伊仍迭革复充，势将寻衅报复逐人，蔓害较昔更烈。匪特书等旦暮难安，抑□□□保无遭伊暗害，奇弊业生。倘伊估欲据房，书等均甘退避，免罗后祸莫测。此系书等据□禀公，实为锄害杜患起见，并□□攻，只得催恳提讯查究，以靖房科，而除刁顽。均沾至德无暨。伏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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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房内这些对卢礼卿提起指控的书吏们群情涌动地以自己将退出工房相要挟，知县安抚这群人说，如果卢礼卿果真如他们所言是一名恶棍，那么他自然不会允许该人重回衙门任事。显然，此案还需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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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自己要想返回工房任事的道路上这最后一道必须克服的障碍，卢礼卿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便先后四次向知县呈状恳求，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他首先解释说，自己业已与伍秉忠冰释前嫌，伍秉忠如今愿意让他重新回到工房。接着，在声言自己从未有意违反工房房规后，卢礼卿意欲回击其他书吏先前那些针对他的品行的所谓诽谤之词，开始宣称自己虽然家境贫寒但为人刚正不阿，并且他的家人拥有朝廷所认可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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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祖母年九十余，母年六十余，两辈孀居，苦守多年。光绪十一年均蒙恩主，详请旌表。现家徒壁立，赖书一人供奉。但书在房趋公廿余年，并无一人呈控有案。岁非幼壮，不能另寻生活，全家绝食，是以不揣冒昧，恳泣慈宪垂怜，恩施格外，赏准开复回房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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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知县或许并不完全相信卢礼卿那套声称自己乃是尽忠职守之人的说辞，但他看起来被卢礼卿强调其家人曾因守贞而受到朝廷旌表的那番话所打动，结果同意就此案再次开堂重审。于是，在被从巴县衙门工房黜革16个月后，卢礼卿作为原告，而伍秉忠和曾庆中作为共同被告，再次来到知县面前对簿公堂。在听取双方所做的证供后，知县做出裁决称，既然工房的书吏们基本都同意卢礼卿回房办公，那么他也同意卢礼卿回到工房复充书吏，条件是卢礼卿此后要遵守该房房规，并且不得再与曾庆中发生任何恶意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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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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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卢礼卿重新回来工作，并没有给工房带来太平与和睦相处。相反，其所导致的最瞩目的结果是，工房内部原先的那些派系发生了变动，而许瑞图那一派系自此走向瓦解。卢礼卿重返工房复充书吏后，虽然许瑞图那一派系的书吏们当中并无一人像他们先前扬言威胁的那样立即离开工房，但是他们与卢礼卿的敌意依旧存在。在卢礼卿复充工房书吏后不到两个月时，许瑞图和瞿铭章再次控告卢礼卿贪腐。不过他们真正的指控对象并非卢礼卿，而是伍秉忠。许瑞图和瞿铭章两人在状词中将伍秉忠形容成一名缺乏胜任工房典吏之能力的文盲与见利忘义的糊涂蛋，声称伍秉忠收受了来自卢礼卿的钱财贿赂与阿谀奉承，背叛了他们这些人之前对他的支持。他们不仅拒不承认自己曾同意卢礼卿回工房办公，而且还声称是伍秉忠之前趁他们在外参加一场婚宴时，利用他俩均不在场的机会促成卢礼卿复充工房书吏。许瑞图和瞿铭章两人强调，显而易见，伍秉忠是在背信弃义地以欺骗手段帮助卢礼卿重返工房。除此之外，他们还提及，伍秉忠还进一步要求由他们来承担他自己与卢礼卿打官司所花费的那100两银子诉讼费。许瑞图和瞿铭章最后总结说，知县应当立即关注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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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地，伍秉忠及其支持者们（其中包括从许瑞图那一派系倒戈而来的蒋听齐及其弟蒋汉江），对上述抨击进行了反驳。除了坚称卢礼卿复充工房书吏乃是经过了大家都认可的程序，伍秉忠断然否认自己曾强迫任何人为其承担诉讼费。他接着还指控许瑞图及其同伙严重违反了工房房规。例如，许瑞图最近将一起原本应当分派给蒋听齐承办的案件据为己有。伍秉忠声称，当他出言指责许瑞图等人的所作所为后，许瑞图和瞿铭章便合谋到知县那里对他进行诬告中伤。伍秉忠还补充道，许瑞图曾威胁他说，如果卢礼卿被允许重回工房办公，那么许瑞图就要偷走案卷并嫁祸给伍秉忠。最后，伍秉忠请求知县对许瑞图、瞿铭章一党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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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许瑞图及他那些此时正在人数逐渐减少的支持者们再次向知县递交了一份告状后，知县下令对此案展开调查。这起争端在巴县衙门工房现存案卷中的记录，到此便戛然而止。在他们再次递交的那份告状当中，许瑞图等人控告伍秉忠此时的追随者蒋听齐（蒋听齐先前曾是许瑞图等人的盟友）在伍秉忠的庇护下混进工房敲诈钱财，并且声称伍秉忠本人曾强迫工房现任的书吏们出钱购买被分派承办案件的机会。从另外的一些案卷当中，我们得知伍秉忠与这些普通书吏们之间的互控持续了三个月之久。最终，瞿铭章被从工房黜革，并因“把持公事”的罪名，戴枷示众(263)一个月。瞿铭章后来在为自己的被黜革诉冤时声称，在光绪二十年（1894），他自己为了应付伍秉忠的索贿，曾被迫典卖家产，如今他蒙冤被革，已无力供养其家庭和还清债务。可是，尽管瞿铭章自己向知县喊冤叫屈，并且后来他的前同事们也为他的遭遇向知县递交了禀状，但他希望重新回到工房办公的请求还是遭到了知县的拒绝。(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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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瞿铭章等人的纷争当中，伍秉忠始终否认自己曾参与过任何方式的敲诈勒索或结党营私，并声称自己不过是一名当初依靠亲友们的接济才勉强得以交上参费的寒士。在再度洗脱了所有针对他的指控后，伍秉忠很快就从工房典吏之位上退了下来，而此时离惯常的典吏五年役期届满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按照伍秉忠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提早从典吏之位上告退，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家中那位老迈病重的母亲。(265)伍秉忠离开巴县衙门而空出来的典吏之位，后来由他当初招募进工房、并在他与卢礼卿之间及其后发生的一系列诉讼中始终站在他这一边的李鹏程所接充。(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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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伍秉忠从工房典吏之位上告退后不久，他的盟友曾庆中付给户房典吏200两银子作为好处费，改用“曾新安”作为新名字换到户房工作。(267)尽管许瑞图之前曾扬言威胁说要离开工房，但在卢礼卿重返工房工作的那段时间内，看起来他至少暂时没有再和卢礼卿发生冲突。他的名字一直被保留在工房的书吏名录上面，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后才消失不见，不过我们并不知道他最终为何离开工房。而伍秉忠的被庇护人蒋听齐则继续留在工房。蒋听齐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时因为巴县衙门各房待承办案件的管辖分工问题而卷入了一场与户房书吏们的纠纷当中，在从中成功脱身后，他一直留在工房工作，至少到光绪朝末年（1908）时，人们还能在工房当中看到他的身影。(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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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对发生在巴县衙门工房当中的上述故事的讲述之前，我还想再简要地提一下那位虽然几番遭受挫败但一直不屈不挠的卢礼卿。当卢礼卿重新返回工房任事后，他便招募了自己的好几位亲戚加入工房。光绪二十八年（1902），卢礼卿的堂弟卢国恩接充该房典吏。五年后，卢家人当中的另一位成员卢朋林又接替了卢国恩的典吏之位。(269)尽管卢礼卿本人未曾担任过典吏，但当在工房内资历最深的许赞元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离开后，他还继续留在该房内以资深经书的身份办公。光绪朝末年（1908），他又一次卷入纷争。当时已年近六旬且在巴县衙门当中做了40多年书吏的他，请求知县黜革一名当初由他自己招募进工房的书吏，其理由是该人挪用公款、敲诈勒索和吸食鸦片成瘾。但就在知县同意将该人从巴县衙门黜革后，那名起初受卢礼卿庇护的前工房书吏便状告卢礼卿，要求卢礼卿向其归还先前所交的参费，此外还指控卢礼卿从工房窃取了好几份空白执照，声称卢礼卿诬告他是为了掩盖自身的这一不法行径。知县同意对此事进行调查。(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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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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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衙门内书吏们那些体现出特殊主义之特征的结盟形式所起到的作用，如同它们被表述的方式一样晦暗不明。正如在本章中所引述的所有纠纷中看到的，那些基于亲族关系、庇护关系或者共同利益而相互结盟的书吏们对巴县衙门内某房的实际控制，通常被用来垄断该房里面的各种资源，从而剥夺了其他书吏的内部晋升机会及承办那些有利可图的案件的机会。即便对那些在巴县衙门中的科房生涯里面自始至终从未遭到过上述指控的书吏们来说，良好的人脉关系和人际交往通常也是首先保住其位置并在以后谋求内部晋升所必需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体现出特殊主义之特征的结盟形式在巴县衙门内所起到的作用，与它们在整个清代社会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亦即都是将个人纳入更广阔的社会关系和各种支持性资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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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述这些都是人际关系的极常见形式，但清朝中央政府的官员们认为这些侵入地方行政机构内部的人际关系网络有悖于儒家所奉行的道德原则，因此乃是腐败的根源。同样的，当代的许多研究者也认为，此类体现特殊主义的做法背离了理性化的官僚机构所应当具有的那些组织规范，是一种造成功能失调的特殊的腐败行为形式。但是在巴县衙门内的那个社会性世界中，基于忠心与义务而缔结的人际关系网络，并不总是意味着对规范的背弃。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反而在那些不被官方正式法律规定所涵盖的地方行政实践中构成了一类特别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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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庇护关系和亲族关系在巴县衙门当中被普遍加以利用，以确保招募进来的新人有能力胜任书吏工作，并且能够与现任的书吏们和睦相处（也就是说，以此确保新招募进来的人员不仅是在能力上胜任的，而且日后不会做出破坏房规之举或者因为各种令人震惊的腐败招致知县对该房展开调查，结果导致该房现状被打破）。同样的，巴县衙门各房内部与各房之间进行商议的那种集体性特点，也意味着那些横向形成的人际联盟或派系经常必须首先围绕在其房内制定各种房规并于日后加以奉行这些方面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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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上述这些人际关系的双重功能（它既是一种用来确保巴县衙门各房能够顺利运转并从中持续获取各种资源的方法，又可被用作为垄断上述资源的一种手段），导致了人们在对它们加以表述时也具有类似的双重性。例如，我们已经看到，亲族关系和庇护关系经常被用来作为书吏个人所拥有的能力和品行之佐证。在巴县衙门运作实践的非正式领域当中（在该非正式领域里面，朝廷规定的经制书吏额数和相关的刑事法令并没有起到多大的约束作用），此类正面的评价与那些更广泛的文化规范和社会期待（将衙门视作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息息相关，并从后者那里获得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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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想质疑某一特定的书吏群体的行为动机，那么上述各种结盟形式也同样可以被描述为是在企图滥用手中权力和品格卑劣的例证。在这种情况下，该群体领袖的个人品行通常会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他的个人品行将会被引申开来认为可以反映出他所领导的那个群体的整体品行。在那些由于各房内部发生的争端无法自行解决而被递交到巴县知县面前的告状和禀状当中，我们可以从前引的那些互诘之语当中找到利用此种修辞手法达到上述目的的例证。如果仅仅是从表象上看，那么我们很容易（甚至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亦即认为巴县衙门里面尽是一些诡计多端的无赖和恶棍。然而，绝大多数此类控诉的目的，并非真的要单单以此指控某位被质疑的书吏（例如声称伍秉忠逼使自家儿媳妇投江，或者声称卢礼卿毒害了他的师父）。更确切地说，提出此类指控的人们，意图在讲述某个严重性程度方面相较于前者较轻但更具实质意义的控诉（例如声称该名书吏将待分派承办的案件把持在手中不放而不分派给其他人承办，或者将其他书吏在房内书吏名册上的位次予以篡改）之前，先对其对手的品行进行抨击。这种话语策略背后潜藏的论述思路非常清晰；在绝大多数书吏们互控的案件当中，某个实质性指控所说的那些遭到违反的惯例性程序，其本身的存在便违反了朝廷明文颁布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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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这类描述最令人感到惊讶的一个特点是，做出这些描述的并非来自巴县衙门外部的人们，而是在巴县衙门内部工作的书吏们自己。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一种看似散漫无章的策略在发挥着微妙的作用。社会大众心中那种认为衙门乃腐败之渊薮的常见观念，为书吏们在知县面前中伤自己的对头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现成手段。但是，如果说一名书吏是在纠纷中利用了社会大众对衙门的上述印象来支持己方说辞的话，那么他这样做绝非要故意谴责自己所操持的这份书吏工作。相反，当他在知县面前告发自己某位同事的卑劣品行时，相比之下，他所做的那些谴责性描述强调了书吏们通常乃是值得尊重的这一点。易言之，以腐败来描绘自己意欲加以中伤的对手，并非因为其对手违反了官方颁布的那些成文规章（实际上，大多数书吏本身都是超出朝廷规定的经制书吏额数进入巴县衙门工作的），而是由于其对手违反了巴县衙门运转实践中所依赖的那些非正式规范，而这些非正式规范是与本分、正直、忠心和孝顺等社会大众普遍认可的价值观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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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名书吏引述其所在房内的那些房规并得到其他书吏们的集体支持时，诸如此类的表述，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可以很有效地影响到知县将做出的决定。例如，卢礼卿先是被时任巴县知县视作一名彻头彻尾的恶棍而被从工房黜革，后来则在另一位巴县知县的眼中变成了一名孝子和难得的办理公事人才，从而得以重返巴县衙门工作。那些非正式的房规和被标准化的惯例性做法，与各种人际关系网络一道，通过上述方式约束着书吏们的行为，从而限制了他们对所在房内各种资源的垄断，维系着将书吏工作作为一种长期营生手段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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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将书吏们在巴县衙门当中的工作描述成一份受人尊重、对社会有价值的专业性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又将会面对如下这一事实，亦即这份专业性工作的那些价值规范，既违背了由朝廷任命的官员们被要求遵守的那些正式的行政行为准则，又违背了这些正式的行政行为准则建基其上的那些正统的儒家理念。毕竟，像书吏们在衙门当中所操持的这样一份专业性工作，其所依靠的经济基础既非来自国家的常规薪俸，也不能称之为是建立在书吏们自身拥有的各种资源之上。毋宁说，它公开地建立在从地方民众那里所直接收取的那些规费上面。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些衙门内部的功能性职位，被在朝廷所规定的正式制度的领域之外用于交换以获取各种经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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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这一机制在地方层面获得了某种非正式的或者非法的正当性（illicit legitimacy），那么它就会有效地消除任何将县级衙门所扮演的行政角色与它运行于其中的那个社区隔绝开来的界限。因此，在衙门实践的领域内，县级衙门作为独特的外部性政治权威之体现的色彩逐渐变淡，而它作为衙门吏役与当地民众之间展开讨价还价与经济交换的场域之特点则凸显了出来。不过，在我们能够进一步探究巴县衙门在此方面的运作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之前，我们必须先来关注那些在县衙与当地社区之互动关系中起着更直接作用的衙门办事人员——差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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