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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维正之供，不容延欠。因恐民力或有未逮，故分为上下两忙，为时不为久。果系良民，一经开征，自心踊跃轮将，断无催科之累。无如良莠不齐，每年无着之户，为数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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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限极严，处分极重，势不能不责令抬垫。既令抬垫，则不能不重负利息。所以一经查获，差役辈多非□类，势心向其取盈，此固理之所必有者。然而粮有一定之数，与其加之于后，何若早完于前？差役借搕之端，断不可开；粮民抗延之咎，无有应得。二者有犯，均干法纪。所请照定加数之恶，殊非政体，应毋庸议。(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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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知县们对那些在执行其他公务过程中有敲诈勒索之举的差役们严厉谴责时所用的激烈措辞，在上述这两起案子当中，那两位巴县知县对待粮役之抬垫行为的态度，可以说是相当不在乎。那两名知县似乎在说，粮役们的确生性奸猾，令人生厌，但是如果人们希望逃过他们的魔爪，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法令规定及时完纳钱粮。用巴县知县霍勤炜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天在一张于全县境内张贴的布告当中所写的一番话来说，那就是，缴纳田赋与津捐的最后期限是本月十八日，尔等百姓若不在此之前完粮而坐等粮差抬垫，则必将追悔莫及。(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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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上述这些例子所展示的，抬垫这种做法在许多方面与知县自己的各种利益攸关。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好处是，抬垫为知县提供了赋税收入，既能完成本县赋税定额的征缴，又至少可以部分贴补各项行政开销。而且，抬垫这种做法也为知县提供了一种督促本县民众注意衙门规定的完粮期限的便捷手段。就此点而言，加收利息与对衙役们本身皆是贪婪成性之辈的那种预设，一道被知县们作为行政策略，通过让那些迟交钱粮的粮户因被粮役抬垫而蒙受经济损失，来浇灭当地民众当中任何打算消极抗粮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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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县衙的上述需求使得抬垫这种做法在当地具有了某种正当性，并且允许粮役们在执行征收钱粮任务时可以借此获得相对稳定的个人收入，那么在更高层的官员们眼中，这种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极为狡猾的腐败行径。因此，到了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随着抬垫行为在当地的进一步泛滥，四川省级衙门与朝廷不断地以保护百姓不受衙役盘剥的名义，试图将这种做法加以禁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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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川总督岑春煊发布了一则告示，认为尽管催征钱粮的工作相当困难，但倘若允许粮役们抬垫，则只会为这些人扰害当地百姓提供借口，并导致官府无法对粮役施加有效的控制。因此，岑春煊下令宣布，自此之后，四川全省禁止抬垫。并且，他还警告说，一旦有粮役因为抬垫而被告发到他那里，则该粮役的此种行为将会被视为对其所下禁令的公然违抗，而对该粮役负有管束之责的知县也将会因此被立即革职。(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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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省级政府其他许多旨在对地方上的各种行政活动予以控制的举措一样，岑春煊的上述做法看起来也同样未能奏效。就在岑春煊发布上述不准粮役抬垫的禁令后的几年里，巴县知县仍然接二连三地收到衙役们所呈交的禀状，请求其下令要求那些未能如期完纳钱粮的粮户向为他们垫交了税款的粮役偿还本金并加付相应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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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光绪朝末年，在当时朝廷大力推动行政改革与机构重组的形势下，四川省级政府最终承认，一些粮户被粮役抬垫虽属不幸，却在所难免。因此，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川布政司与按察司共同颁发章程，对当时那些实际上在该省各地县衙中广泛存在的抬垫行为予以官方认可（至少从名义上说是对后者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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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司查川省粮差抬垫，相沿日久，大利盘剥，实为民害。虽抬粮有干例禁，惟乡间小民实有一时需钱完纳者，如不通融准其借垫，地方官考成攸关，不能听其拖延，自必签差催逼，若辈截签需索，势所必然。似不如明定章程，宽其撤柜之期，严定借垫之利，大张晓谕，俾众周知，庶乡愚之民不致受其鱼肉，而差役之辈亦不敢任意诪张。纳粮虽有上下忙之分，而川省向均于秋收后赴官投柜，拟请嗣后各属每年均以十一月底为止，如粮户力能完纳者，均不准借垫；十一月底撤柜后，粮户尚有疲玩未完纳者，始准粮差照数借垫，所垫之银钱，均按月以三分为率，不准利上加利，多取分文。期以次年四月前，由欠户本利归还；如欠户过期不还，具禀请催。倘粮差胆敢阳奉阴违，一经告发，立即从严革惩。(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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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章程在阐述为何允许那种利率有限、规范化的抬垫行为时，并未提及清政府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而正是由于晚清政府的地方财政入不敷出，才造成这种不得不将抬垫予以合法化的制度在此时出现，并在其后又继续存在了半个多世纪。(429)行政活动的实际结构也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改变。问题总是被归咎于衙役们的卑劣品性，而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则被认为是要在各种施政过程中竭力保护民众不受衙役们的盘剥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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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基层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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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役、散役及那些被临时雇来帮忙但在衙门各班卯册上无名的帮役，由于要到乡村地区具体执行各项任务，故而很自然地经常受到当地百姓的敌视。而领役们则不然，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衙署里面工作。事实上，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相较于总役、散役及帮役，巴县衙门的领役们有时与地方上的各个社区之间有着相当不一般的关系，特别是与那些地方社区的领袖们。我们在巴县档案中经常会看到，领役们与地方社区领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彼此对抗，而是互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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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衙门领役们和地方社区领袖们之间的合作，乃是基于领役们拥有对所有在其手下办差的衙役加以控制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受知县的实际控制。如果地方社区领袖们想要削弱或者抵制国家权力对地方事务的介入，抑或想要有效对付个别差役在下乡执行任务过程中滥用手中权力的问题，那么他们最容易收效的办法便是与巴县衙门的领役们而非知县取得联系。因此，地方社区领袖们来到领役工作的班内与后者商议该班的各种事宜，这样的例子也就并不稀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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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展示当地社区领袖们与巴县衙门领役们进行合作的例子，莫过于地方士绅常常试图介入领役所在班内那些高级别位置的接充问题。在前面讨论过的巴县衙门居义里粮班右班领役唐树与同班的另一名领役梁淙之间发生的那起纠纷中，当此二人就应当由谁来接充因唐树的哥哥告退而出缺的该班管事之位而争执不下时，来自该班所负责辖区内的三个村子的当地民众代表向知县呈交禀状，阐述了他们自己关于应如何解决此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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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件词讼，其责均在领总之权，一有不良，百弊丛生。正等□伊彼此相争，必生嫌怨。经正查选，该班领役李玉历，素勤慎□公，可以接充管事总役，尚属妥□，不至延误公件。(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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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知县认为提拔谁来做粮班管事并非地方社区领袖们应当过问的事情，后者就此推荐粮班管事人选的做法并不妥当，故而拒绝了他们在唐树与梁淙之外另选他人的建议，任命了唐树为该班管事。但就在几周后，来自该辖区内另一个村子的地方耆老们也联名向知县呈交了一份禀状。这些递交禀状的地方耆老们就像梁淙在粮班内的那些支持者们一样，将唐树描绘成一名明显贪腐堕落且其唯利是图之恶名在当地远近皆知的小人。这些地方耆老们表示，众人无法忍受像唐树这样的毒瘤，他们先前曾与该班的其他粮役们有过交流，得知那些粮役们皆对唐树升任管事表示不悦，如此一来，唐树又将如何能够管束其手下的那些粮役们？这些地方耆老们恳请知县注意此点，并声称唐树显然是想趁新知县初来乍到并不熟知其为人而试图窃取粮班管事之位。(431)这份禀状同样被知县驳回。不过此次的驳回理由显然有些吹毛求疵，亦即声称该份禀状上面未盖上负责登记所收状纸的书吏的印信就被直接呈交到知县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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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这两拨地方社区领袖试图影响巴县衙门新的粮班管事选任所做的努力中，他们都将其所提出的恳求诉诸那种主张掌握行政权力之人本身须品性正直这一正统的政治理念。由于粮班管事掌管着其班内的所有事务，故而理所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此位置应由一名不仅能够管束其手下的那些粮役而且自己也不会受金钱诱惑的品行正直之人来担任。虽然在上述这些例子中，知县不愿让地方精英干涉高级别差役位置的接充，但在其他场合，此类介入不仅取得了成功，而且还决定着某一位领役能否保住其位置。巴县衙门西城里粮班左班管事范荣的经历，再次为我们提供了此方面的一个明显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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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我们回忆一下本章开篇所做的那些讨论。范荣所负责辖区内的那些乡保与士绅们在禀状中对他的评价，与他所在班内的那些反对者们对他的描述可谓大相径庭。范荣所在粮班内那些反对他的粮役们将他说成是一名皮条客与到处向当地民众进行敲诈勒索之人，而那些地方社区领袖们则将范荣形容为一名其品性和能力都在当地有口皆碑的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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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年本邑平起风波，民教不睦……经国主查核，范荣和睦地方，派率公差来里下沙平灞四公馆保护，太平无事……城乡内外教堂教民房内竟被打毁，惟沙平灞保护太平无事，一物未失。如非与里下绅粮和睦，焉能得众踊跃保护？可考老成。现原遭争管未得，因私忿串害。(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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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为范荣陈情的地方社区领袖们解释，在范荣升为该班管事之前，管事这一位置是由他的师父兼保举人刘成担任的，由于刘成有各种贪腐行为，于是他们无奈之下来到刘成所在的粮班内，希望由在该班排名第二的胡超来担任管事。虽然他们成功地使胡超被任命为该班管事，但不幸的是，胡超在接充该位置不久后就去世了。更为糟糕的是，按照该班内的排名，管事这一位置此时该轮到由老弱的岑彪来接充。由于岑彪显然无法胜任管事的工作，故而这些地方社区领袖们再次来到该班。经过与该班的领役们商议，大家最终认为应当由范荣来接充管事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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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决定让该班内的数名领役——尤其是王升——感到愤恨，因为大家在商议管事人选时对他们未加考虑。因此，王升便施计使范荣与他的师父刘成发生口角，并诬告范荣。王升所做的这些事情，导致范荣被巴县衙门革除。但是，这些地方社区领袖们认为，倘若知县希望他们所在的里得保太平且各项行政事务能够正常运转，则就不能听信那些诽谤之词，而应当让范荣回来重新担任该班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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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一班管事，承任非轻，并有关碍地方。苟非其人，不惟差必遣误，里内绅粮受害非浅……正等因公起见，不揣冒昧，协代哀怜，恳恩开复原充四名领役，并饬仍前协管，差民两得。均沾无暨，顶祝不忘，伏乞。(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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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这些地方社区领袖在上述禀状中所请，新上任的巴县知县沈秉堃于是下令对范荣的品行及其与先前所负责的社区内民众的关系做进一步的调查。差不多半个月之后，知县不顾那些对范荣进行抨击的同班粮役们的强烈反对，下令恢复范荣的该班管事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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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巴县衙门的所有领役都像范荣看上去的那样能够得到当地士绅的支持。正如那些支持范荣的当地士绅与巴县衙门内部那些对范荣加以指控的粮役们之间的对立所表明的，地方社区领袖常常也是对巴县衙门内各班差役头领们最直言不讳与言辞激烈的批评者。不过尽管如此，在上述这个例子当中，这些地方社区领袖显然站在了范荣的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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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上述例子，以及当地士绅来到巴县衙门的某个班内与该班差役们商议行政事务与举荐该班内高级别差役位置之接充人选的其他例子，皆意味着巴县衙门的差役们实际上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力，而知县在巴县衙门行政运作的许多方面反倒就其实际所起作用而言不甚紧要。管事在其所在班内居于最高的位置，拥有在该班内独立做出各种决定的众多权力。而这让地方社区领袖们意识到与其通过正式程序向知县呈交禀状（那样做可能会被知县认为是在无端干涉衙门内部事务），还不如直接向某班的领役们表达自己对某事的关切并与其一道商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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