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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为范荣陈情的地方社区领袖们解释，在范荣升为该班管事之前，管事这一位置是由他的师父兼保举人刘成担任的，由于刘成有各种贪腐行为，于是他们无奈之下来到刘成所在的粮班内，希望由在该班排名第二的胡超来担任管事。虽然他们成功地使胡超被任命为该班管事，但不幸的是，胡超在接充该位置不久后就去世了。更为糟糕的是，按照该班内的排名，管事这一位置此时该轮到由老弱的岑彪来接充。由于岑彪显然无法胜任管事的工作，故而这些地方社区领袖们再次来到该班。经过与该班的领役们商议，大家最终认为应当由范荣来接充管事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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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决定让该班内的数名领役——尤其是王升——感到愤恨，因为大家在商议管事人选时对他们未加考虑。因此，王升便施计使范荣与他的师父刘成发生口角，并诬告范荣。王升所做的这些事情，导致范荣被巴县衙门革除。但是，这些地方社区领袖们认为，倘若知县希望他们所在的里得保太平且各项行政事务能够正常运转，则就不能听信那些诽谤之词，而应当让范荣回来重新担任该班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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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一班管事，承任非轻，并有关碍地方。苟非其人，不惟差必遣误，里内绅粮受害非浅……正等因公起见，不揣冒昧，协代哀怜，恳恩开复原充四名领役，并饬仍前协管，差民两得。均沾无暨，顶祝不忘，伏乞。(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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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这些地方社区领袖在上述禀状中所请，新上任的巴县知县沈秉堃于是下令对范荣的品行及其与先前所负责的社区内民众的关系做进一步的调查。差不多半个月之后，知县不顾那些对范荣进行抨击的同班粮役们的强烈反对，下令恢复范荣的该班管事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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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巴县衙门的所有领役都像范荣看上去的那样能够得到当地士绅的支持。正如那些支持范荣的当地士绅与巴县衙门内部那些对范荣加以指控的粮役们之间的对立所表明的，地方社区领袖常常也是对巴县衙门内各班差役头领们最直言不讳与言辞激烈的批评者。不过尽管如此，在上述这个例子当中，这些地方社区领袖显然站在了范荣的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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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上述例子，以及当地士绅来到巴县衙门的某个班内与该班差役们商议行政事务与举荐该班内高级别差役位置之接充人选的其他例子，皆意味着巴县衙门的差役们实际上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力，而知县在巴县衙门行政运作的许多方面反倒就其实际所起作用而言不甚紧要。管事在其所在班内居于最高的位置，拥有在该班内独立做出各种决定的众多权力。而这让地方社区领袖们意识到与其通过正式程序向知县呈交禀状（那样做可能会被知县认为是在无端干涉衙门内部事务），还不如直接向某班的领役们表达自己对某事的关切并与其一道商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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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只有当事态发展到危急关头或者当某方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发生在地方上的许多行政实践才会引起知县的关注。如果冲突真的发展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对立的双方就有必要各自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订立非正式的互助合约及利用各种法外的获利方式，而这些安排必须能让地方政务和当地民众都可以从中获益，而非纯粹为了差役们的一己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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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的政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维持当地治安的能力，故而范荣的支持者们在禀状当中对于发生在当地乡村地区的那些骚乱所做的描绘，就绝非无心之举。毋宁说，他们之所以这样描述，乃是意图以此来直接触及任何一名希望自己能够在仕途上走得更远的知县都会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在此种背景下，范荣在为巴县衙门办事过程中对其手上权力的行使，并非被描述为滥权或非法行之，而是被描述成守护地方太平、安定民心及对他手下那些贪婪无度的差役们加以约束的重要手段。于是，范荣这名先前被其反对者们称作恶棍与“衙蠹”的差役，被正名为一名安守本分的公差，被塑造成一名对于高效施政与德治政府加以坚决捍卫的不可或缺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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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范荣的故事中，我们完全无从知晓范荣的同事们对他的那些指控内容是否属实。范荣自己承认他在当地开了一间客栈，很多当事人在到巴县衙门打官司期间都住在那里。但是，除了那些笼统声称范荣敲诈勒索的指控之词，以及范荣本人针对那些指控所做的同样笼统的反驳，并没有其他能够独立证明范荣是否无辜的直接证据被呈交到知县的面前。范荣起初被巴县衙门革除，并非因为知县知道那些指控内容属实，而只是由于范荣所在的粮班内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对他如此加以指控。与此类似，范荣后来得以重新回到巴县衙门担任粮班管事，并非因为有什么关键性的证据证明其无辜，而是由于当地的一众社区领袖们向知县上书表示支持范荣。尽管前后两任巴县知县王驰昌与沈秉堃无疑对上述双方的说辞都相当怀疑，但是作为行政手段方面的权宜之计，前者下令将范荣当作一名恶棍逐出县衙，而后者则撤销了前者先前所做出的那个决定，允许范荣作为一名有用的帮手重新回到巴县衙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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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本身不仅体现了差役（以及书吏）在县衙里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再次将我们带回到关于腐败与正当性的问题之讨论上来。在以上的各章中我曾反复强调，如果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来看，那么地方衙门中大多数吏役的行为，甚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地方衙门里面的存在本身，都是非法的。这里所说的“非法性”（illegality），伴随着源于如下事实的某种“非正当性”（illegitimacy）意涵，那就是书吏和差役们不受儒家意识形态之熏陶与规范性政治价值观之约束，而且他们日常的行事处于官方正式法律规定的直接控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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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清代地方层面的行政实践当中，却存在着一种实际上必需的非正当性。这是因为，当一套正式制度无法满足县衙行政运作的实际需求时，便会离不开非经制吏役这些以不正当的方式出现在县衙当中的办事人手。为了完成维持地方治安与征收赋税的职责，知县在其上任之初见到差役们时，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迁就后者，并与他们达成妥协。而此种意义上的迁就，结果导致了本书这几章所描述的那套法外制度的出现。在这套法外制度当中，巴县衙门的书吏和差役们不仅建立起依靠向当地民众收取各种规费作为基础的谋生方式，而且还实践着在帝国官僚机构的其他领域中闻所未闻的某种程度的自主运作权力。地方行政事务实际开展的需求，使得衙门吏役所关心的收入与营生方式获得了认可，并且得以对正统的政治价值观进行重新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讲，位于清帝国各级政府之最底层的县衙，在基本性质上已经偏离了朝廷所宣扬的那套官方意识形态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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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那些深受儒家思想之影响的官员们是如何信奉仁慈的家长式统治与仁政的理念，也不管这套理念通过宣讲圣谕的方式在清帝国境内得到了多么广泛的传播，对于大多数的地方民众来说，官府就意味着书吏与差役。毕竟，县衙的吏役们与当地民众的接触最为直接，也最为频繁。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百姓才能见到知县本人，更加不用说有与知县直接交流的机会。就此而言，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地方民众与衙门吏役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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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任何一个县里面的绝大多数百姓眼中，官府并非那些来自上层的高尚品格和道德权威的存储库，而是体现为那些负责征收赋税的吏役们，又或者是那些负责递送衙门传票或催签的差役们，而这些人都要向民众收取各种规费。易言之，这并非一个由士大夫们对一群浑浑噩噩的民众进行道德劝诫的政府，而是一个由一群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加以管理的政府。那些技术专家们希望其所付出的劳动能够得到回报，并为此创制出了许多办法，而这些回报如果无法由国家来提供，那么就要由那些他们以国家的名义加以管理的当地民众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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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说衙门吏役从当地民众那里收取各种规费之举导致在此过程中很有可能会与后者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这种做法也开启了当地民众与这些他们眼中的国家代理人之间进行协商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差役们作为国家权力的具体执行者，经常会遇到本书前面部分所描述过的那些从事各种非法活动（例如制售私盐）的个人与社区，但他们有时也会收受后者给予的钱财贿赂，而对此类非法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类似地，就算某人实际上无法像购买一件商品那样买到那些行政服务，他也至少可以用金钱来换得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位置，或是弥补自己在经济上暂时遭受的那些损失。例如在本书前面部分所描述的那种包税制中，地方行政不仅作为国家的臂膀在运作，无论它是扰民的还是仁慈的，并且它还提供了各方在其中进行相互交换的一个空间。而此空间将抬垫这种金钱借贷的非正式操作方式与衙役们的正式位置及其功能联结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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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我们或许可以将清代地方行政视为一个各方在其中进行各种互动的领域，而那种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之区分在此领域当中并不适用。相反，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制度及实践等元素全都融合在了一起，共同形成一个资源体系，而从这个资源体系当中，又衍生出了一种独特的高度在地化的行政实践方式。但这并不是说，帝国政府据以将其权威正当化时所借助的终极性国家权力，或者正统的意识形态表达，在这种地方语境当中就无关紧要了。相反，它们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为这些元素设定了此一资源体系得以在其中运转的各种参数，并为衙门内外的人们提供了可用来界定并捍卫其个人利益的各种话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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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那些正式的制度框架、朝廷颁布的法令及由意识形态推动的各种针对儒家心目中的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所做的描绘，其本身皆无法准确把握住此种关系在现实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诸多司空见惯的面向。因此，我们必须关注的是，众多主体的表达与利益是被通过哪些方式而与地方实践当中的各种元素加以调和的，而这些主体既包括上至朝堂下至县衙当中的官员们及其手下那些为官府办事的吏役人员，也包括形形色色的私人个体。在下一章里面，我将通过对在前面几章当中已然浓墨重彩地出场过的巴县衙门行政运作特征之一（巴县衙门处理案件的实际过程与收取案费的惯常做法）加以专门检视，来进一步探讨上述这些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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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第六章 司法的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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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绝大多数官员看来，地方衙门中的书吏和差役们在办案过程中所收取的那些规费，便是这些“衙蠹”生性贪婪并寄生吸食民脂民膏的绝佳证据之一。在地方衙门的各种运作当中，没有其他任何方面会被认为比向民众收取各种规费的行为更能展现此辈追逐一己私利的魔爪已经伸向了公务领域。除了将收取规费的行为视同于贪腐，清朝的官员们还经常认为，此种向涉讼民众收取规费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导致衙门所收讼案数量增多，因为那些衙蠹们诱使当地的无知愚民将一些细故纠纷告到知县那里，而不是通过非正式的民间调解予以解决。因此，衙门吏役们向涉讼百姓收取规费的做法，被认为不仅给地方司法行政活动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而且还腐蚀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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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我们在本书前几章当中反复看到的那样，案费一直都是清代地方政府的财政基石之一。从那些被状告到知县那里的案子中所收取的案费，为地方衙门的许多行政运作提供了经费，并且还是书吏和差役们借以维持自身生计的一种可靠经济来源。故而，在地方层面上，案费的收取并非一个其中满是腐败且鲜为人知的世界，而是县衙的公认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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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更为深入地探讨清代地方司法行政的这一面向。首先，我将对案费作为一种收入来源形式的角色加以检视，并同时关注书吏和差役们针对各自的案件管辖分工与待承办案件之分派所做的积极维护。巴县衙门当中关于待承办案件之分派与案费收取的那些规矩，是由书吏和差役们在其内部自己商定并奉行的，并且他们还经常为了维护这些规矩而闹到知县面前。就像关于吏役招募及其内部位次晋升等方面的规矩一样，此类规矩以一种非正式行政法的形式在实际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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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衙门日常运作的上述两个领域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案费的收取并非在衙门里面进行，而这就使得吏役等衙门雇员直接与当地社区发生接触。在此过程当中，它也导致这些吏役们直接置身于地方士绅们关心的那些利益范围之内。尽管地方士绅们的利益并不总是都会与知县所关心的利益相一致，但是地方士绅们所拥有的身份地位与社会权威，无疑与清廷及其所任命的官员们拥有的权威一样，皆是根植于相同的意识形态资源。同样地，衙门吏役向当地涉讼民众收取案费的做法，不仅被认为破坏了那些使政府权威得以正当化的理想化的社会关系，并且也与士绅统治的基础相冲突。故而，就像官员们所做的那样，巴县当地的士绅领袖们经常使用与官员们相同的措辞，来表达他们对于衙门吏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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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各种认为衙门吏役当中充满贪腐的形象刻画很有可能会被用来服务于士绅们自己的利益诉求，我们必须采取先前分析官员们针对衙门吏役的那些类似描绘时所使用的做法，来对上述形象刻画加以检视。在对关于案费收取的制度进行描述后，我将转而探讨，在19世纪的后半叶，巴县当地的士绅领袖们是如何利用衙门吏役被认为素来贪腐这一刻板形象，作为他们维系并扩展自己在地方事务中的权威的一种策略。通过本章的讨论，我们将会看到，县衙，以及通常所讲的纠纷解决的整个广泛过程，可被视为一个社会互动的场域。该场域当中镶嵌着各种特定的资源，而对这些特定资源的控制，则取决于各种在地化的环境、制度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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