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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巴县档案，档案号：6.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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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朱之洪等修、向楚等纂：《民国巴县志》，台北：学生书局，1967，卷17；［清］钟庆熙辑：《四川通饬章程》，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卷1，第8—10页。巴县三费局在光绪十六年（1890）时的总收入约为1992两银子。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巴县三费局的收入升至近3600两银子。巴县三费局的上述经费收入增加，乃是米价上涨与其所收粮租增多共同导致的结果。参见巴县档案，档案号：6.6.5019；四川大学藏巴县档案抄件，民刑总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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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例如，在1888年至1901年间，重庆城内的米价，从每石约1.6两银子，上涨到了每石大概5两银子，参见巴县档案，档案号：6.6.5019；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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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巴县档案，档案号：6.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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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巴县档案，档案号：6.6.523；6.6.586；6.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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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巴县档案，档案号：6.6.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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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朱之洪等修、向楚等纂：《民国巴县志》，台北：学生书局，1967，卷17，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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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译者注：该新设机构的名称为囚粮事务所，参见朱之洪等修、向楚等纂：《民国巴县志》，台北：学生书局，1967，卷17，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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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四川大学藏巴县档案抄件，民刑差役害民，23；民刑其他，1；民刑其他，2；民刑书役索民，21；《四川档案史料》1983年第1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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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巴县档案，档案号：6.6.198；6.6.202；6.6.223；6.6.229；6.6.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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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周询：《蜀海丛谈》，成都：巴蜀书社，1986，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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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译者注：在清代的一些县（通常是县治辽阔、交通不便的地方）当中，除了按规定设有知县这一正印官，还有县丞、典簿等佐贰官与驿丞、巡检等杂职人员辅助其治理当地，后两类人员常被合称为佐杂。不同于驻在县城的知县，佐杂通常是分防于该县的乡村地区，以克服知县在当地稽查难周的问题。其中县丞为正八品，在僚属官中的等级仅次于知县；除了与知县同城的县丞，还有一些驻在该县乡村地区的分防县丞，分防县丞在其分防区域内设有简易的衙署，由其统辖县下的某一区域。在清代，巴县由于幅员辽阔，于雍正七年（1729）在其下辖的白市驿分驻有县丞，并在当地设了简易的县丞衙门，也配备了一些差役，直到民国二年（1913）方才取消这一建制。本书下一节当中将对此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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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巴县档案，档案号：6.6.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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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巴县档案，档案号：6.6.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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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巴县档案，档案号：6.6.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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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向楚主编：《巴县志选注》，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第71页；巴县档案，档案号：6.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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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巴县档案，档案号：6.3.8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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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巴县档案，档案号：6.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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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巴县档案，档案号：6.6.660。另参见巴县档案，档案号：6.6.617；6.6.1398；6.6.1639；《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3期，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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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巴县档案，档案号：6.6.202；6.6.204；6.6.223；6.6.229；6.6.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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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巴县档案，档案号：6.6.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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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巴县档案，档案号：6.6.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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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向楚主编：《巴县志选注》，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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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如同麦柯丽（Melissa A. Macauley）所描述的那样，地方精英们为了捍卫他们在当地的权威而限制当地发生的那些纠纷被告到知县衙门那里所做出的类似努力，在他们对讼师的话语抨击方面也有明显的展现。参见Melissa A. Macauley, 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 Litigation M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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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R. F. Johnston, 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 repri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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