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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到13世纪初叶，发生了十分值得重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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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亥、甲子年间的千户百户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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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亥、甲子年（1203、1204年）之际，帖木真在大举进攻乃蛮前夕，对他统领下的蒙古部众进行了一次整编，“数自的行共数着，千那里千做着，千的官人，百的官人，十的官人那里委付了”[19]。与组编千户百户同时，他还“宣布号令”，“订立了完善和严峻的法令”，委派扯儿必（cherbi）官人，建立了一千五百余人组成的亲卫军。从这些措置来看，拉施都丁说帖木真在此时登临汗位，并不是无根之谈；虽然建号“成吉思汗”一事，并不发生在帖木真这次称汗之时[20]。然而，当时人对这个事件的印象，很可能被随即发生的克服强敌乃蛮的生死搏斗和辉煌战绩大大地冲淡了，以致东西史料对此大都载之过简，语焉不详。事实上，这绝不可能仅仅是一次寻常的战前动员或纯军事部署。上述诸项创制，为1206年蒙古国家的正式确立，预先树立起一个基本的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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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千户百户制度而言，癸亥甲子间的建置，是否已经蕴含着1206年定制的主要特征，从而相对于游牧社会中在此以前的十进位军事编制显示出阶段性的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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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无法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只能通过零碎和片断的记载来导出我们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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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乃蛮太阳汗部败亡的那年冬天，过去曾受其控制的篾儿乞部的分支兀洼思蔑儿乞人向帖木真献女求和。《圣武亲征录》称，帖木真“为彼力弱，散置军中”。从《史集》比较详细的记载中可以知道：所谓力弱，是指他们缺少战骑头匹，无力从征出战；所谓散置军中，就是将他们划分为百户（bar sadaha bakhsh kardand），委派长官，分置于蒙古奥鲁中间[21]。对这批一时不用以投入战争的归降部众，亦按千户百户组编，似乎意味着，在这个阶段，千户百户制正在取代氏族部落外壳的诸种功能，而向着蒙古草原上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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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亥甲子间所建千户、百户的首领们，大都在1206年建国时重新获得确认，并且往往以较后那一次任命传诸史文，遂使其建国前的事迹反而淹没不详了。不过，终究还能找到若干迹象，使我们得以探究前后两次千户百户建置之间的历史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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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象之一，与后来的伐宋统帅伯颜的祖先有关。据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碑》[22]，伯颜曾祖父术律哥图，“以其兵从太祖讨定诸部，尝为千夫长”，后来又以子阿剌（即伯颜祖父）“嗣官”。核以《元朝秘史》第202节，建国时所授千户那颜中，只有阿剌黑（Alaq，阿剌为其异译）而无术律哥图。是知巴邻部的这个千户，当成立于癸亥、甲子年间，以术律哥图为那颜；到1206年，则由前者的儿子阿剌黑继任千户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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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例子，是蒙古早期的名将速不台。他“初以质子入侍，继为百夫长”[23]，而在1206年建国时，又出任千户长[24]。可见他由质子出领百户，当是癸亥、甲子年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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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不台的兄长忽鲁浑拔都，曾以“哈必赤百户事太祖皇帝”。“中原既定，方论功行封，不及禄而卒”[25]。忽鲁浑何时授百户长，无以确考。《元史》编者据黄溍、王恽所撰碑文写成的速不台、雪不台两传，把它置于1202年阔亦坛之战以前，不知道有什么可靠的根据。他们将速不台之“继为百夫长”理解为继袭忽鲁浑的禄位，则肯定是一种误会。在近来研究中，仍有学者照引本传史文，并把“中原既定”解释为成吉思汗之统一漠北诸部。于是，忽鲁浑之死以及速不台之“继为百夫长”，都被系于1206年或稍前。据此，他们进而怀疑《元朝秘史》关于速不台在1206年受封为千户那颜的记载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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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继为”之“继”，在这里不一定有承袭的意思。按黄溍碑文，忽鲁浑子哈丹，哈丹子也速带儿，后者生于1254年。如果忽鲁浑果真死于1205或1206年，那么其子哈丹的出生，至迟不得晚于次年。如是，则也速带儿出生时，他父亲哈丹的年龄必得在四十八岁以上，这当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把“中原既定，方论功行封”像通常那样理解为窝阔台灭金后的著名的丙申分封，则一切勉强之处，便都怡然冰释了。丙申年受封的“左手九千户”中，有“合丹大息千户”[26]。大息应即太师的异译。者勒篾后人中拥有太师称号的不止一人。所以，这个“合丹大息”很可能就是忽鲁浑之子哈丹。是则忽鲁浑死后，确有人承袭了他的爵禄。不过这个人并不是当时早已威震东西的速不台，而是忽鲁浑自己的儿子哈丹；这件事也不是发生在1206年，而是在此后大约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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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例子是不鲁罕罕劄。《元史》卷135《忽林失传》：“曾祖不鲁罕罕劄，事太祖，从平诸国，充八鲁剌思千户，以其军与太赤温等战，重伤坠马。帝亲勒兵救之，以功升万户”。按：纳忽崑山之战击败乃蛮后，“札木合一同住来的每札答兰、合塔斤、撒勒只兀惕、朵儿边、泰亦赤兀惕、翁吉剌惕等那里也投入了”[27]。忽林失传文中所谓“与太赤温等战”，应指是役而言。不鲁罕因功升任万户一事，无疑还要在以后。而他初授八鲁剌思千户，无论如何总是在最后平服泰赤兀部的纳忽崑山战役之前。因而此事不可能晚至1206年，亦当为癸亥甲子年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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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为止，我们的讨论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我想有两点基本上可以确认。首先，大漠南北草原游牧社会中的十进位军事编制的传统，同早期蒙古社会的千人队、百人队组织之间，并且通过后者又与大蒙古国的千户百户编制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历史联系。其次，癸亥、甲子年间的建置，又是传统的十进位军事编制就它的内涵和它的功能而言发生重大变化的真正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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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千户百户与金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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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颇为困难的问题，女真人确实在蒙古之前，就已成功地把原来附属于氏族部落外壳的“行军”建制即猛安谋克制，发展成为用以取代前者的全新社会组织，女真语猛安（mingqan）与蒙语明安同源，译言千；谋克，《三朝北盟会编》作“毛毛可”，女真语为moumugo，译言“百人长”[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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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人的社会经济和活动地域，同蒙古草原诸民族不无差异。但它并不妨碍猛安谋克制度的影响，可能随着女真人的统治进入漠北，被扩展到大漠南北诸族的人群中间。南宋初年人范仲熊被金军北掳，途中向人探听彼方虚实。“其番人答言：‘此中随国相来者，有达靼家，有奚家，有黑水家，有小博啰家，有契丹家，有党项家，有黯戛斯家，有大石家，有回鹘家，有室韦家，有汉儿家，共不见得数目。’”[29]这里所提到的随粘罕南侵的北方部族军队，应该是被金人全数编入了猛安谋克序列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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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边地的部族首领，颇多以“忽里”见称者。如克烈部的忽勒巴里忽里、主儿乞部的泰出忽里、汪古部的阿剌忽思剔吉忽里等等。帖木真助金攻塔塔儿部有功，被金封为札兀惕忽里。屠寄提出札兀惕即蒙语数词百的复数形式ja’ut的转写，札兀惕忽里译言百夫长[30]。伯希和评论说：“我还是认为屠寄基本上是正确的”；“我相信，其在辞源学上的正确性有相当的把握”[31]。但他在另一处又说：“总而言之，我的看法，ja’ut quri译言百夫长，这是可能的，不过也不是确定无疑的”[32]。忽里一词，据伯希和的看法，不是女真语，而可能是契丹语词。札兀惕忽里的官号，与猛安谋克制度似无直接联系。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在早于金朝封帖木真为“诸百户统领”官号前的十三翼之战里，蒙古已经有千户万户的军事编制了。很难看得出金朝颁赐给帖木真的札兀惕忽里官号，对大蒙古国千户百户制度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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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南汉地的情况与漠北有所不同。蒙古征服早期，汉地出现了许多归属于蒙古帅府的万户、千户、百户。直到窝阔台汗调整汉地军制之前，这主要是蒙古对于降附他们的汉地世侯、金朝官员将领等仍用金朝官号以自誉的现象一律予以承认的结果。可以认为，这是对金朝猛安谋克制度的沿袭。蒙古本部的千户百户进入中原内地以后，专以军户立籍，军需部分自筹。这也可以认为是受到了猛安谋克制度的影响。但是，对于猛安谋克制度在蒙古千户百户制起源问题上的影响和作用，或许不应当作太高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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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二 关于千户序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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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206年的千户百户，我们拥有较丰富的史料。所以，本小节将以对1206年千户百户组织的研究为基础上溯下推，从而阐明成吉思汗时代千户百户建置的确立和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先后形成过三个千户百户序列，即癸亥甲子年间的六十五千户、1206年的九十五千户，以及定型于西征前的千户序列。据《史集》事后追忆记点，后者凡一百二十九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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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年的千户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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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手分析1206年的千户百户组织时，首先要碰到一个最基本的史实问题，即当时究竟划分了多少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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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卷120《术赤台传》称：“朔方既定，举六十五人为千夫长”。《元朝秘史》第202节则在开列了很长一串千户那颜的名单后说，除林木中百姓，“达达百姓的千户的官人每，太祖皇帝的提名来的九十五千的官人每做了”。秘史开列的名单，按正确的读法，共有八十八人。其中阿勒赤驸马、孛秃驸马及阿剌忽思的吉忽里驸马分别辖有翁吉剌三千户、亦乞列思二千户、雍古惕五千户，以组编之千户计之，适足九十五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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