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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户百户制度对于促使蒙古社会最终摆脱氏族组织外壳的历史进程的重要作用，从蒙古社会组织和哈萨克社会组织的横向比较中，或许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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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纪以后，哈萨克人的政治组织，长期地是在血缘氏族部落的外壳下行使其职能的。巴肯的一段话概括了学者们对于哈萨克社会部族组织特点的认识。她说：“虽然游牧营地事实上并不总是父系家庭集合，但哈萨克社会组织的模式却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说之上的。哈萨克人都相信他们自己全部来自同一个祖先的男系传嗣。19世纪考察家们所收集到的各种部族系谱在细节上出入极大，甚至对始祖的名字也说法不同。但是，在下面的这一点上它们却众口一词。即这位始祖有三个儿子，他们分为三个单独的阿吾勒（ayl），于是确立了哈萨克人的三个主要分支：大帐、中帐和小帐。根据部族世系，这三个儿子的儿子们，又依次分立，成为诸帐下各分支的始祖。而后者的儿子也依次分立成为更小的分支的先祖。这样一直分叉下去，直到阿吾勒。在其中，所有的男子和未出嫁的女人都出自一个共同祖先。于是，哈萨克民族和它的所有分支，全都被认为是一个扩大的家庭集团的各支系”[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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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社会内部的层级分化与阶级对立，亦即aq süök（“白骨头”）连同qara süök（“黑骨头”）中的统治者和qara süök的主体、亦即平民之间的对立，为什么在长期的发展中一直与氏族部落的血缘外壳并存，而不是冲破和打碎这种外壳结构，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解释[267]。从国家组织形式的角度考察，它同突厥语族游牧国家采取氏族部落组织的传统恐怕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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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语人群游牧国家在匈奴时期，采取的是单于氏族同姓和异姓王分封下的氏族部落联合体形式。后来的突厥语诸族的游牧国家，都采取了这样的组织形式。例如西突厥有十部，分为五弩失毕、五咄陆，分居西、东。岑仲勉以“失毕”一词当突厥文阙特勒碑中shadapyt之官号，可从之[268]。东突厥以失毕为右厢之一种官号，应与西突厥名西方五部为五弩失毕具有某种联系，惟对“弩”字尚无妥贴的解释，它也许是一个东伊朗语词，译言“新”。五咄陆之咄陆，与作为可汗称号的咄陆tutruq（译言强固、坚强[269]）不应是一个词。它或许是turuq的汉字转写，译言停止（驻扎地），派生于词根tur[270]。五咄陆，意为五部驻扎地。阿史那氏与十部没有血缘关系，可由阿史那贺鲁与五咄陆之一的部落氏族首领胡禄屋阙啜联姻一事知之[271]。是证西突厥国家同样是氏族部落联合体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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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漠北回鹘国家政治结构的考察，亦可以导致相似的结论。回鹘国家有“内九姓”、“外九姓”之两层结构的问题，近几年来受到一部分学者的怀疑。他们或者以“内九姓”中的啒罗勿（俱勃）、葛萨都是早已见于铁勒中间的大部为理由，根本反对“内”、“外”层次的分别。或者把“内九姓”理解为“外九姓”，即包括回纥在内的九个大部的族长姓氏。后一种意见，引用了钢和泰发现的一份和阗语的文书为证。在其中，作为回鹘“内九姓”的药罗葛（yahä：）、貊歌息讫（bāsäkāttä）、啒罗勿（kāräbarä）、药勿葛（yabūttäkarä）等，与仆固、同罗、思结、契苾等“外九姓”是被平行列举的部族[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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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内九姓分别看作外九姓之内的统治氏族姓氏，至少目前还是一种尚待进一步证实的推想。但是以上两种看法有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内九姓”诸族也可能曾是一些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像仆固、同罗等等一样。回鹘药罗葛氏较早征服了内九姓中其他部族或者是诸部的分支，组成部族组合体，再依靠这个力量慑服同罗、仆固等“外九姓”诸部。这证明回鹘游牧国家在“内”、“外”两个层次上，都是以部族联合体形式存在的。“内”、“外”之分，似乎正好反映了漠北游牧政治结构“累层地叠加”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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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时代，突厥语诸族游牧经济下社会关系的发展，不应当低于蒙古语人群在建国前夕的水平。但是，处在突厥文化优势地区的哈萨克人，他们的政治组织形式，不是从氏族部落的联合体走向打破氏族部落的外壳，而是采取以虚拟方式扩大的同一个单系传嗣谱系去包摄它所领有的全体氏族部落。这两个地域相邻近的游牧社会政治结构的差异，证明了古代阿尔泰语游牧国家政权形式的发展路线似乎不是单一的。由此，我们也得以更明确地看到，千户百户制度在蒙古社会摆脱氏族部落外壳的历史进程中所曾发挥过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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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这是我于1986年末提交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论蒙古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蒙元政治制度史研究之一》中的一部分。学位论文里若干比较成熟的见解，曾在后来撰写的相关主题的论文里有所利用和发挥。现在发表在这里的，除第五部分作了较多修改外，基本上是最初提交稿本的原貌。在进行本论文答辩时，我的两名指导教师韩儒林、翁独健教授都已先后去世，故由翁先生的同事和朋友刘荣煖教授作为我的导师代表，出席答辩会。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三位恩师的终身难忘的感谢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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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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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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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汉书》卷33，《郡国志》五。《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严师古注：“千长者，千人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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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排印本，页768，胡三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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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内田吟风：《匈奴史研究》，大阪，1953年，页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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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三国志》“魏志”卷30，《乌丸传》注引《英雄记》所载袁绍《拜乌丸三王为单于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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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史》卷98，《蠕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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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宋书》卷95，《索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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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内田吟风以为他们是屠各部落中的其他贵显姓氏，证据似嫌不足。见内田上引书，页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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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后汉书》卷119，《匈奴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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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晋书》卷97，《北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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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见内田上引书，页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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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后汉书》卷120，《乌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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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纯等译，北京，1981年，页19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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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克烈部人也先不花曾祖，早年“以百夫长事王可汗”。见姚燧：《答失蛮神道碑》，《牧庵集》卷13。也先不花传见《元史》卷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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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见《圣武亲征录》；《元朝秘史》第120节；拉施都丁：《史集》，余大钧等汉译本（据俄译本转译），第1卷第1分册，页286。并参见P．伯希和及L．韩伯诗：《圣武亲征录译注》卷1，莱顿，1951年，页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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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史集》，余大钧等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页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