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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实录”的修撰，在他去世后不到半年就动工了；次年（元贞元年，1295年）六月，“翰林承旨董文用等进《世祖实录》”[40]。元贞二年十一月，“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41]。是知当日对蒙文本的《太宗实录》又做过一次修改；《宪宗实录》的蒙文本大概也完成于此时；而《世祖实录》的篇幅太过庞大，实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全文翻译出来，其所指当即以下就要说到的蒙文节译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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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四汗“实录”最终告一段落，要晚至元成宗后期。大德七年（1303年）十月，“翰林国史院进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42]。史文没有明确交代这究竟是在说“实录”的汉文本抑或其蒙文译本。不过此中意思，仍能从稍后的一条相关记载里揣摩出来。大德八年二月，“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汉字实录八十册”[43]。撒里蛮是蒙译诸朝实录的自始至终的主持者。由他进呈的“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必为蒙古文译本无疑。由此可以明白以下两点：其一，翰林国史院于大德七年十月与次年二月所进呈给皇帝的，显然属于按同一编写方案与体例先后写定的事关两个不同时段的实录。因此，前一次所进“五朝实录”，也应像后一次那样包括汉文原本及其蒙古文的翻译本。其二，实录的蒙古文译本，应该都如同《世祖实录》的蒙文节译本那样，是用泥金粉汁来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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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拉施都丁在伊利汗国看到的宫廷密档《金册》，其实就是由元朝大汗颁发给黄金家族各支后王的“金书”实录蒙译本，就《世祖实录》而言则是其蒙文节译本[44]。它的编写始于1287年，而最后完成于1303年。由是推知，称元太祖为“成吉思合罕”的“秘史”文本，其形成必晚于1303年。这个文本远不止改“成吉思罕”为“成吉思合罕”而已。蒙古部的祖先，包括在《金册》中已被升格为“合罕”的俺巴孩、忽图拉，以及尚未被《金册》改称为“合罕”的合不勒、也速该等人，在《秘史》的这个文本中都被赫然赋予“合罕”的地位。克烈、乃蛮等部的首领本来已有“合罕”之称，现在却统统都被降格为“罕”。亦邻真曾举“汪罕被写得简直是个草原哈姆雷特”为证来说明，“《秘史》对有些事件和人物的描述，与其说是历史的记录，不如说是文学的创造”[45]。从对“汗”与“合罕”称号的对位移易中，我们再次看到，对胜利者的偏袒，是如何被“层累”地积淀在历史书写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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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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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秘史》写作年代的讨论，已有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如果我们采纳伯希和把《秘史》的原始文本与其“时代更晚的”抄写文本加以区别考察的见解，则有关它的原始文本的写成年代问题似乎就会变得简单多了。第247节中出现的“宣德府”，第248节中的“东昌”，肯定都是要到忽必烈时代才存在的地名。过去曾有学者据此推断这部史诗写于1260年代或者更晚。但是倘若考虑到今本《秘史》的抄写是在1303年之后，那么上述情况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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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秘史》的原始文本，又形成于什么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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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最后一节（即第282节）那段著名的“尾跋”写道：“大聚会聚着，鼠儿年七月行，克鲁涟河的阔迭额·阿剌勒的七孤山行失勒斤、扯克两峰间营帐下着有时分写着毕了。”亦邻真指出，要说时间（鼠儿年）、地点（曲雕阿兰，按即“阔迭额·阿剌勒”的异译）、事件（召开忽里台大会）“三个条件具备的，只有1228年戊子。第269节明确写着鼠儿年在曲雕阿兰开了忽里台，奉窝阔台为帝。所以，《秘史》第282节的鼠儿年应该是1228年”。不过，这一节原本应该排在第268节，即有关成吉思汗记事的最末一段之后。但后来又有人续写了有关窝阔台的记事，附加在成吉思汗记事的后面。“明翰林译员音写《秘史》之后，把原来附在最初部分后面的‘鼠儿年撰写完了’一段文字，顺手置于全书的末尾”[46]。也就是说，《秘史》的第1节至第268节，再加上现在成为全书尾跋的第282节，写成于1228年推举窝阔台为汗的忽里台大会上[47]。那么，它后面的关于窝阔台的记事，又著成于何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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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提及过，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者在《秘史》的后续部分里仍然叫作“罕”，而未曾改变为“合罕”。这一点极其关键。因为它最明显地反映出相关文本写作的时间性：即《秘史》后续部分的写作时间，乃是在“合罕”作为一个用指最高统治者的普通名词进入中古蒙古人的政治制度体系之前。这也就是说，它的完成应早于1260年代，从而最可能是在推选蒙哥为汗的1251年的忽里台大会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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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全部窝阔台记事的写作定于1251年，也会遇到某些难以解释的疑问。第274节最后叙述蒙古征高丽的史事说：“又在先女真、高丽处，曾命札剌亦儿台征进去，至是再命也速迭儿为后援征进了。就为探马赤以镇其地。”那珂通世在九十多年前就已经揭出，《秘史》提到的这两个蒙古将领，在《高丽史》中分别写作“车罗大”和“余愁大”；据此，则这次军事行动实系发生在1254年到1258年之间。那珂通世认为，这是一段羼入《秘史》文本中的后人增补的文字[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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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还不是唯一存在问题的地方。紧接着这一节之下，《秘史》又叙述了拔都和贵由及察合台后王不里在结束“长子西征”的宴会上交恶的故事。贵由在争吵中辱骂拔都是“有髯的妇人”，声称“我脚后跟推倒踏他”。不里则骂道：“他是带弓箭的妇人，胸前教柴打他”。他们的亲信也帮腔说：“他后头接与他个木尾子”。拔都是蒙哥当选大汗最关键和最有力的支持者。1250年代游历欧亚大陆的西方旅行家说，拔都在蒙古帝国东半部的威望及其所受到的尊敬，要超过蒙哥汗在帝国西半部的声望[49]。在蒙哥汗即位的大聚会上书写并朗读这样的诗句，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因此，《秘史》第274节至第277节，也应当是后来补入的文字。只有在术赤系后王因支持忽必烈的对手阿里不哥，以及为争夺高加索以南的牧地而与拖雷系后王由结盟转为互相敌对之后，这些文字的创作才会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那当然只能是在忽必烈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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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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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把本文的结论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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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终元太祖之世，他的称号始终是“成吉思汗”，而从未有过“合罕”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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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蒙古政治体系采纳“合罕”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正式称号，乃始于蒙哥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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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随着“合罕”之称号流行日广，在忽必烈朝及此后，元太祖有时也被叫作“成吉思合罕”。但他正式的官方尊号仍然是“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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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拉施都丁所说的《金册》，就是用金字书写的元“实录”的蒙译本和蒙文节译本。它编写于1287年至1303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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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秘史》的原始文本分别写作于1228年和1251年。不过，其续写部分中有四个段落是元世祖时期增补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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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今本《秘史》，是在14世纪抄写并被部分地加以改写而成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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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100周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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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再论“成吉思汗／合罕”之称号》，海希西（W．Heissig）与萨迦斯特（K．Sagaster）主编：《尼古拉·鲍培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威斯巴顿：哈拉索威兹出版社，1989年。此文的复印件，蒙乌兰教授在百忙中寄赠，谨此致谢。按：亦邻真曾在提交给“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1983年）的论文《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中断言，有关“成吉思”一词的义训，“还是拉施都丁《史集》的解释最为可信”。他并举萨满教的古祷文及《华夷译语》所录“呈·巴图”（译言“坚·固”）一词印证之。见《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692。又按，草成此文后获悉，罗文已由陈得芝老师译为汉语，以《成吉思汗—合罕称号再探》为题发表于《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6辑，南方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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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汉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40；《史集》第1卷第1分册，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页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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