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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100周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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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再论“成吉思汗／合罕”之称号》，海希西（W．Heissig）与萨迦斯特（K．Sagaster）主编：《尼古拉·鲍培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威斯巴顿：哈拉索威兹出版社，1989年。此文的复印件，蒙乌兰教授在百忙中寄赠，谨此致谢。按：亦邻真曾在提交给“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1983年）的论文《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中断言，有关“成吉思”一词的义训，“还是拉施都丁《史集》的解释最为可信”。他并举萨满教的古祷文及《华夷译语》所录“呈·巴图”（译言“坚·固”）一词印证之。见《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692。又按，草成此文后获悉，罗文已由陈得芝老师译为汉语，以《成吉思汗—合罕称号再探》为题发表于《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6辑，南方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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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汉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40；《史集》第1卷第1分册，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页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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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元朝秘史》第202节。按，“罕的名号”，蒙文作qan n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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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舒尔曼（H．P．Schurman）：《13世纪蒙古的赋役体制》，《哈佛亚洲研究集刊》卷19（1956年）。参见该文注19所引白鸟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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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舒尔曼前揭文，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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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克劳逊（G．Clauson）：《13世纪前的突厥语辞源学词典》，牛津，1972年，页611、630；罗依果前揭文，尤其是注52。又按：罗依果写道：“自从迦特梅尔于1836年发表有关‘合罕’与‘汗’的长篇注释以来，仅列举涉及这个话题的相关文献的目录，就需要占用好几页的篇幅”。他在该文中详细介绍了伯希和未刊手稿从构词法角度对qaγyan与qan这两个“原蒙古语”语词间相互关系的分析（qaγan＞qa’an＞qān＞qan）。罗氏又指出，ā＞a的语音变化在蒙古语中远不如在突厥语中那般普遍。因此，毋宁认为中期蒙古语中的qan，是qān在突厥语中先已演变为qan，继而返游于蒙古语的结果。但是据《资治通鉴》卷80“晋纪二·武帝咸宁三年”（277年），qaγan与qan的最早见于使用，似乎同在拓跋鲜卑的力微时代，而二者所指，在地位上或许已有高低之分。由此看来，关于这两个词汇的历史语言学解释，仍然稍有未惬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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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泽重男日译《元朝秘史》（上），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页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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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按：此人之名在《元朝秘史》里被记为合赤曲鲁克（qachi külüg）。又据拉施都丁，成吉思汗的七世祖是蔑年吐屯；而据《元史·宗室世系表》，蔑年吐屯应是既孥笃儿罕之父，亦即成吉思汗的八世祖。参见《史集》第1卷第2分册，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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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史集》第1卷第2分册专设《海都汗纪》，用来叙述他的事迹。《元史·太祖纪》追述海都时代说，其时，蒙古部“形势寖大。列营帐于八剌合黑河上，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由是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据此则海都称汗或为当日事实，而他又把“汗”的名号追溯到自己父亲的时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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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秘史》的叙述在有意突出三人的统治身份时，往往叫他们“合罕”。但当他们在一般性的叙事中被提及时，又多写作“罕”。关于这一点，且详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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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史集》第1卷第2分册，页57。值得注意的是，《元朝秘史》在大多数场合称也速该为“罕”，只有一次叫他“合罕”，见第1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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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伯希和（P．Pelliot）：《马可波罗注》卷1，巴黎，1959年，页302。按：伯希和谓窝阔台在后来的文献里被称为“合罕—罕”，恐怕是由汉译圣旨碑中的“合罕皇帝”一语倒推出来的结论。实际上，汉文“合罕皇帝”当即蒙语qaghan的对译语词。元代蒙文中也许并不存在qaghan qan这样一个语词。又按：突厥语词talui-nung han和蒙古语词dalai-in qan都译言“海内汗”。见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4年，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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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亦邻真（Yikminghatai Irinjin）：《畏吾字复原本〈蒙古秘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250。小泽重男：《元朝秘史全释（下）》，东京：风间书房，1989年，页310：因手头缺书，不克检阅小泽复原本，此项知识承蒙乌兰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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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例如这两种称呼就同时出现在《秘史》第255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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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见《秘史》第200、20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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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札木合在该书里也被称作“菊儿可汗”。如果其记载属实，那么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蒙古部采纳“可汗”名号的一次最初的、但为时短暂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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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见《元史》卷119，《木华黎传》；卷120，《术赤台传》；卷130，《不忽木传》；卷136，《哈剌哈孙传》；卷150，《耶律阿海传》；卷196，《拜住传》等。按：诸传记显非皆以《亲征录》为其史源。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追叙哈剌哈孙先人史事，即把王罕称为“可汗”。文见《元文类》卷25，又见《中庵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书”）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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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两诗俱见《湛然居士集》卷3。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把它们的写作时间系于元太祖二十二年丁亥（1227年）。见《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附录二《耶律文正公年谱》。当然，对于此处的“可汗”之语，也可能像“夔龙”一样，只是耶律氏在辞赋创作时袭用的一个传统语汇而已。《全唐诗》卷86收张说《奉和圣制送宇文融安辑户口应制》云：“至德临天下，劳情遍九围。……怍非夔龙佐，徒歌鸿雁飞。”柳宗元《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高昌》：“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柳河东集》卷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16）。又按：在讹迹干一座建立于1152年的喀剌汗朝王陵的题词中，我们可以读到“公正的、至高无上的合罕”（al-khaqān al-‘adilal-ā’zam）一语。柯尔巴斯（J．Kolbas）以为，此时距离喀剌汗朝的灭亡仅只十一年，王室最高权威的式微遂使“王室一个地方分支的统治者得以将虚而不实的至高尊号据为已有”。但是，出现在这里的“合罕”，也可能仍然如同它早先在突厥语中的情况一样，乃是一个基本上与“罕”等义的称号。见柯尔巴斯：《蒙古人在伊朗：从成吉思汗到完者都时期，1220—1300年》，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6年，页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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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元朝秘史》第18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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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此说见于1250年代访问漠北的鲁布鲁克的记载，但它传达的，显然是当日尚流行于蒙古社会的一种深刻记忆。见《出使蒙古记》，吕浦、周良霄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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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例如，《秘史》第269节描写鼠儿年（1229年）的忽里台大会说，诸王宗戚“成吉思合罕的［提］名了的只圣旨依着，窝阔歹合罕行罕立了”。第270节又说：“窝阔歹合罕自己罕被立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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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见柯尔巴斯前揭书，页38、42、51、63。值得注意的是，柯氏书中已被本文引述过和未加引述的所有那些铭文都使用“成吉思汗”的称呼，而尚未看见“成吉思合罕”的例证。前者在当时早已成为一个太过响亮的尊称，因此即使在西部蒙古帝国，当人们以十分熟悉的“合罕”名号来改易东部蒙古语用指最高统治者的“汗”时，“成吉思汗”这个传统的称号却依然被沿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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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柯尔巴斯前揭书，页94—95，及此后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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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爱尔森（T．T．Allsen）：《伊朗蒙古政权合法性形式的转变》，希曼（G．Seaman）与马科斯（D．Marks）：《来自草原的统治者》，洛杉矶：南加州大学，1991年。按：“达乌德”即该钱币冲制者大卫（David Narin）一名的异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今日所见的拜住这封书信，其文本不是蒙古语的，它出于西亚译人之手。所以此处的“合罕”仍可视为流行于西部蒙古世界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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