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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史集》第1卷第2分册专设《海都汗纪》,用来叙述他的事迹。《元史·太祖纪》追述海都时代说,其时,蒙古部“形势寖大。列营帐于八剌合黑河上,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由是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据此则海都称汗或为当日事实,而他又把“汗”的名号追溯到自己父亲的时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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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秘史》的叙述在有意突出三人的统治身份时,往往叫他们“合罕”。但当他们在一般性的叙事中被提及时,又多写作“罕”。关于这一点,且详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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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史集》第1卷第2分册,页57。值得注意的是,《元朝秘史》在大多数场合称也速该为“罕”,只有一次叫他“合罕”,见第1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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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伯希和(P.Pelliot):《马可波罗注》卷1,巴黎,1959年,页302。按:伯希和谓窝阔台在后来的文献里被称为“合罕—罕”,恐怕是由汉译圣旨碑中的“合罕皇帝”一语倒推出来的结论。实际上,汉文“合罕皇帝”当即蒙语qaghan的对译语词。元代蒙文中也许并不存在qaghan qan这样一个语词。又按:突厥语词talui-nung han和蒙古语词dalai-in qan都译言“海内汗”。见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4年,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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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亦邻真(Yikminghatai Irinjin):《畏吾字复原本〈蒙古秘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250。小泽重男:《元朝秘史全释(下)》,东京:风间书房,1989年,页310:因手头缺书,不克检阅小泽复原本,此项知识承蒙乌兰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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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例如这两种称呼就同时出现在《秘史》第255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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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见《秘史》第200、20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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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札木合在该书里也被称作“菊儿可汗”。如果其记载属实,那么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蒙古部采纳“可汗”名号的一次最初的、但为时短暂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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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见《元史》卷119,《木华黎传》;卷120,《术赤台传》;卷130,《不忽木传》;卷136,《哈剌哈孙传》;卷150,《耶律阿海传》;卷196,《拜住传》等。按:诸传记显非皆以《亲征录》为其史源。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追叙哈剌哈孙先人史事,即把王罕称为“可汗”。文见《元文类》卷25,又见《中庵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书”)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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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两诗俱见《湛然居士集》卷3。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把它们的写作时间系于元太祖二十二年丁亥(1227年)。见《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附录二《耶律文正公年谱》。当然,对于此处的“可汗”之语,也可能像“夔龙”一样,只是耶律氏在辞赋创作时袭用的一个传统语汇而已。《全唐诗》卷86收张说《奉和圣制送宇文融安辑户口应制》云:“至德临天下,劳情遍九围。……怍非夔龙佐,徒歌鸿雁飞。”柳宗元《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高昌》:“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柳河东集》卷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16)。又按:在讹迹干一座建立于1152年的喀剌汗朝王陵的题词中,我们可以读到“公正的、至高无上的合罕”(al-khaqān al-‘adilal-ā’zam)一语。柯尔巴斯(J.Kolbas)以为,此时距离喀剌汗朝的灭亡仅只十一年,王室最高权威的式微遂使“王室一个地方分支的统治者得以将虚而不实的至高尊号据为已有”。但是,出现在这里的“合罕”,也可能仍然如同它早先在突厥语中的情况一样,乃是一个基本上与“罕”等义的称号。见柯尔巴斯:《蒙古人在伊朗:从成吉思汗到完者都时期,1220—1300年》,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6年,页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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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元朝秘史》第18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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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此说见于1250年代访问漠北的鲁布鲁克的记载,但它传达的,显然是当日尚流行于蒙古社会的一种深刻记忆。见《出使蒙古记》,吕浦、周良霄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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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例如,《秘史》第269节描写鼠儿年(1229年)的忽里台大会说,诸王宗戚“成吉思合罕的[提]名了的只圣旨依着,窝阔歹合罕行罕立了”。第270节又说:“窝阔歹合罕自己罕被立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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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见柯尔巴斯前揭书,页38、42、51、63。值得注意的是,柯氏书中已被本文引述过和未加引述的所有那些铭文都使用“成吉思汗”的称呼,而尚未看见“成吉思合罕”的例证。前者在当时早已成为一个太过响亮的尊称,因此即使在西部蒙古帝国,当人们以十分熟悉的“合罕”名号来改易东部蒙古语用指最高统治者的“汗”时,“成吉思汗”这个传统的称号却依然被沿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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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柯尔巴斯前揭书,页94—95,及此后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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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爱尔森(T.T.Allsen):《伊朗蒙古政权合法性形式的转变》,希曼(G.Seaman)与马科斯(D.Marks):《来自草原的统治者》,洛杉矶:南加州大学,1991年。按:“达乌德”即该钱币冲制者大卫(David Narin)一名的异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今日所见的拜住这封书信,其文本不是蒙古语的,它出于西亚译人之手。所以此处的“合罕”仍可视为流行于西部蒙古世界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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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帕科莫夫(E.A.Pakhomov):《格鲁吉亚的金属钱币》,第比利斯:梅茨涅伯出版社,1970年,页133。转引自爱尔森(T.Allsen):《蒙古时代欧亚大陆的文化与征服》,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21,注16。又按:谷儿只发行的钱币上,也有的在两面分别冲压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长生天气力里,世界皇帝蒙哥汗”等字样。这似乎应当是蒙哥汗正式改称“合罕”之前留下的。中央兀鲁思的官方称呼在此时远达西亚,或许可以表明,与贵由相比,蒙哥在西部蒙古世界的政治权威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增长。见柯尔巴斯前揭书页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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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道布、照那斯图:《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鹘式蒙古文圣旨碑考释》,《道布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页204(本文最初连载于《民族语文》1993年第5、6期,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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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陈得芝:《元外剌部〈释迦院碑〉札记》,载《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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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例如旭烈兀在1254/1255年以及1255/1256年发行的钱币上,铸有“至高无上之合罕,蒙哥合罕;旭烈兀汗”(Mūnkkā Qā’ān/Hūlāgū Khān)之语。在这里,“合罕”和“汗”两称号之间的等级差异,已确凿无疑。见米哈伊尔·魏厄斯《伊朗出土的蒙古伊尔汗国钱币铭文》,《加拿大蒙古学评论》第4期1分册,1978年,页46。转引自爱尔森前揭书,页21,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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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道布、照那斯图前揭文,页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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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德福(G.Dörfer):《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与蒙古语成分》卷4,威斯巴顿:弗朗兹·斯坦讷出版社,1966年,页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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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史集》第1卷第2分册,页42、页57—58。按:这段故事显然发生在忽图拉汗,而不是《史集》所称的俺巴孩汗死后。当时候争夺汗位的两个人,应即塔尔忽台与也速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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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元史》卷4,《祭祀志》三。按,此后庙室之数目迭有变更,至元末又变为八室。元顺帝逃出大都后,可能曾在草原上分设八帐,用于供奉原先被安置在八室内的先帝神主。这应当就是所谓“八白室”(naiman chaghan ger)制度的真正来源。离开中原过久的蒙古人后来忘记了它起源于汉地的太庙之制,才会把它与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制度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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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这些碑铭分别为:1282年《八思巴字蒙文与汉文合璧阿难答令旨碑》,1289年《泾州华严海水泉八思巴字蒙文圣旨碑》、1303年《平阳路河中府河东县延祚寺八思巴字蒙文小薛令旨碑》、1314年《真定路元氏县开化寺八思巴字蒙文与汉文合璧圣旨碑》,以及1314年《大重阳万寿宫八思巴字蒙文与汉文合璧圣旨碑》。参见松川节:《新发表的蒙古文命令文碑三件》,载松田孝一:《由对碑刻等史料之综合分析着手的蒙元政治经济体系的基础研究》,平成十二至十三年度科学研究基金研究成果报告书,2002年。按:除所谓“命令文碑”以外,其他类型的蒙汉合璧碑铭也有写作“成吉思合罕”的,1362年的忻都碑即为一例。见亦邻真:《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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