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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各种蒙古异密的任命书中间，有一个职务显然十分特别，叫作“兀鲁思异密”（amīr-i ulūs），译言“国家的异密”。从本田译出的三通兀鲁思异密委任状来看，这个职位具有君主权威代理者的地位，乃是伊利汗之下国家军事和民政事务的最高负责者。他每周有两天要与瓦即儿们、哈的们（伊斯兰宗教法官）和其他重要大臣一起会审诉讼，根据伊斯兰教的圣法、正义和蒙古札撒来处断案件[58]。毫无疑问，在伊利汗朝，高居于伊朗本土官僚制的首脑瓦即儿之上的，就是此种由蒙古人担任的兀鲁思异密，由他协助伊利汗，或者代表伊利汗去控制日益变得伊朗化的官僚行政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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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时代的穆斯林史料表明，西半部蒙古势力范围内的人们，几乎是固定地采用突厥语借词“异密”（今译埃米尔）来对译蒙古语词“那颜”（noyan，译言“官人”）。因此不难推知，波斯语文献中的amīr-iulūs，实际上是对蒙语中ulus-un noyan的移译[59]。问题是在漠北时期的蒙古制度中，却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种身份称谓或者官号。事实上，即使是在伊利汗国，兀鲁思异密的称号见于使用，按现在所知也要在完者都汗（1304—1316年在位）的时代[60]。那么，兀鲁思异密或者兀鲁思那颜会不会是由渊源于蒙古旧制中的某种制度成分逐渐演变而来的产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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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译介的三通兀鲁思异密委任书里，受命的蒙古人都具有“大异密”的身份地位。这一称号曾反复出现在拉施都丁的《史集》里。前四汗时期被拉施都丁指为“大异密”的人物，包括成吉思汗的“四俊”、“四狗”中人，担任中军万户长的纳牙阿，作大札鲁忽赤即最高行政长官的失吉忽秃忽、忙哥撒儿、不只儿，成吉思汗的塔塔儿妃子之胞弟忽秃忽惕，以及他本人的继父蒙力克之子速秃、脱栾扯儿必、速客秃，还有翁吉剌部的合台，雪你惕部的也可也速儿，速勒都思部的札兰等人[61]。这份名单并不完备；其中有些人的事迹已湮没无闻，以致我们今天很难确知为什么他们在当年会如此显赫。但它仍足以说明，大异密是位于一般千户长之上，由大汗最亲信、最倚重的心腹骨干所构成的权力核心的圈内人。它绝不是一种随意的指称，而是使用于很有限的少数人的身份标志。大异密的身份，很可能会随大汗的更迭而转移或重新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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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异密”一词波斯文作amīr-i buzurg。它无疑就是蒙古语yeke noyan的对译语词。yeke noyan在元代蒙古语里有两个含义。一是对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专称，波斯语文献在这种场合往往把它当成一个专用名词作直接转写处理，或用突厥—蒙古语的合成词汇ulugh nūyān来翻译它[62]。yeke noyan的第二个含义即指高于千户长的大汗心腹们，波斯语文献把这个意义上的yeke noyan意译为“大异密”。这与元代汉语文献对yeke noyan两种含义所采纳的不同处理方式简直不约而同。汉语史料将拖雷的这个名称音译为“也可那颜”；同时yeke noyan的第二义则被意译为“大官人”，例如对失吉忽秃忽等中原“大断事官”就有这样的称呼[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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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集》的第二卷里，拉施都丁也多次提到入元以后的大异密们。他所枚举的人物，或则居于省、院、台要职，或则就是四怯薛中的核心成员[64]。这种蒙古旧制的成分在汉地似乎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乃至留存至今的汉文史料对它只字不提。恰恰因为在伊利汗朝，大异密制曾具有十分关键的功能，所以反而是拉施都丁，对东方的“大异密”颇有关注。根据《史集》记载，旭烈兀身边的大异密有阔阔额里怯、失克秃儿父子，还有兀鲁黑秃、阿儿浑、孙札黑、孙台、撒马合儿等人[65]。1970年，赫尔曼（Von Herrmann）从发现于伊朗阿塞拜疆省区阿达比勒（Ardabīl）的大约五百多件波斯文古代档案里，意外地找到数十件蒙文、突厥文的谕旨文告或其残片。其中有两件蒙文谕旨提到两个地位极其重要的蒙古官员Elege和Shigtur。德福认为，他们就是《史集》述及的阔阔额里怯和失克秃儿父子[66]。不过文书没有提到两人的大异密身份或者失克秃儿的瓦即儿之职[67]。阿鲁浑汗时代的大异密有失克秃儿、脱合察儿、撒马合儿、弘出黑巴勒等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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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至少是在伊利汗前半期，伊朗蒙古王朝的最高权力集团，乃是由伊利汗与他的十名上下的蒙古大异密所组成的。这些大异密有时会身兼瓦即儿之职，但大多数似乎没有兼任此职。他们是一个凌驾于瓦即儿制度这种波斯—突厥式的中枢体制之上的权力集团。稍后出现的兀鲁思异密，大概就应当是从出自这群大异密中间的一名或几名首脑角色转变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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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汗朝的大异密制与它的怯薛制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目前由于史料不足，尚难深究。尽管在选择哪一种蒙古旧制成分方面有所不同，从伊利汗以大异密制和兀鲁思异密制去驾驭波斯—突厥式的瓦即儿制度，与元王朝用怯薛制去制衡汉式中枢机构的制度性安排之间，不是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蒙古统治在各被征服社会地方化过程中的某种共同取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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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四 主奴观念的泛化与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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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中叶，安迪科特-魏思特已在她的研究中注意到大汗与专制君主的角色差异问题。她认为，大汗依草原制度约束诸王勋戚的权威不足，实际上干扰了元代专制君权的充分实施[69]。在另一篇论文里，魏思特以元王朝的皇帝庙号制度和宦官制度为例，在分析蒙古统治者怎样为了“有限的目的”而采纳汉制的同时，又指出元朝宫廷礼仪的流行基调是非正式性和“权威共享性”（collgiality）。她接着说：“以这样的非正式性或者宽松性去对待皇帝所应承担的传统汉制的礼仪责任，表明了蒙元皇权的异化，或者是为使草原统治者们能与包围他们的农耕社会及其价值体系相隔绝而故意建立的一道障碍”[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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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思特的看法颇有切中事理的地方。基于家产制国家观念的分封制度，始终使大汗权威受到来自元朝宗室成员的很大牵制；导致元朝行政效率低下和权力滥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即蒙古统治方式（尤其在实际操作层面）的随意性，确实也很突出地表现在大汗与其蒙古那颜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为了把握处于大汗和汉式皇帝这两种角色张力之间的元朝君权的整体状况，我们还需要考察其他一些有关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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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代的君臣关系，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似乎至今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注意：即元人将大汗—皇帝和他的臣僚们的关系，看作与使长和奴婢相类似的关系。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五月，御史台蒙古官员们在给新即位的成宗皇帝的上奏中称自己为“歹奴婢每”[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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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皇帝新即位，歹奴婢每比之在前更索向前用心出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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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四年（1364年），御史台首席大夫伯撒里改任太保，原御史台第二大夫也先帖木儿递补为首席大夫。他上奏谦让云[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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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婢年幼事上，不省的上位可怜见着，自从台里第二大夫名分委付的其间，“自己不能的意思奏”么道想着有来。如今上位将奴婢这般可怜见台里教为头委付呵，大勾当里有窒碍的一般。可怜见呵，伯撒里大夫从前出气力得好名儿的人有。教他依旧为头，也先帖木儿做第二，与上位出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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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权臣脱脱第一次辞相位后赴甘州侍亲，父亲马札儿台死后他回到京师。召对之际，他对顺帝说：“郎主使奴婢侍亲，今日幸亲终服阙，故来尔”。上引史文对召对细节的记载或与事实有出入。但“郎主”、“奴婢”等称谓，显然反映着当时朝廷上的流行用语[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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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对皇帝自称奴婢的人，并不限于蒙古族出身的官僚。至元十年（1273年）九月，行秘书监事、著名的回回天文学家札马剌丁为签署公文书时的位序安排问题对忽必烈说[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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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委付奴婢与焦大夫一处秘书监勾当有来。圣旨：“画字底再奏者”么道。奴婢为住下勾当上与伴当每商量了，依着钦授到宣命画字来。兼自焦大夫比奴婢先出气力多年，合在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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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降将范文虎在至元十七年的廷奏中也自谓奴婢[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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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安歹、李占哥招收已前做罪过私投亡宋蒙古、回回、汉儿诸色人等圣旨有来。如今出来底也有，不出来底多有。乞降圣旨，委付奴婢并李拔都儿再行招收，尽数出来底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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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述的，似为现存汉文史料中所见廷臣以奴婢自谓的全部例证。虽然例证的数量并不多，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反映了当时在蒙古、色目、南人，包括北方汉人官僚中十分通行的情况。这些例证大多来自“硬译”体圣旨公文的事实本身，也说明主奴观念进入元代君臣关系是受蒙古旧制影响的结果，并且它已经渗透到汉式的皇帝—官僚关系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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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蒙古文里，“奴婢”一词作bo’ol，汉字音译为“孛斡勒”。它的本义，是指贵族和平民们的私属人口，主要来源于军前掳掠或在战胜一方全体成员中被俵分的战败一方的百姓。本使对孛斡勒的役属权可以世代传袭，并且总是在本家庭的成员间分配、继承。孛斡勒有两种基本存在的形式。一种是纳入本使家庭内的“门限内的奴婢”（“孛莎合因·孛斡勒”，bosoqa-yin bo’ol），或日“门内的梯己奴婢”（“额乞阗讷·奄出·孛斡勒”，e’üden-ü emchü bo’ol），即家内奴婢[76]。另一种则自立门户，拥有自己的家庭、个体经济甚至属于自己的孛斡勒。但他们仍需为本使家庭提供各种劳役或实物的服务，并在本使需要时把子女送到本使家庭中，继续充当后者的家内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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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奴（额真—孛斡勒）名分及其相应关系入元以后仍世代延续。元末曾威福一时的篾尔乞氏伯颜，原来是蒙哥汗的曾孙郯王彻彻秃的“家奴”，“谓郯王为使长”。他做到太师之后愤而出言道：“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犹有使长耶？”于是诬奏郯王谋为不轨，杀郯王并杀王子数人。时人遂有“奴婢杀使长”之讥。伯颜宗族应即拖雷家的私属人口，主奴名分一直保留下来了。而伯颜的弟弟马札儿台，更似乎直到相当晚近时仍以世仆身份为顺帝家提供服务。顺帝的儿子爱育失黎达腊即由马札儿台的儿子脱脱之妻哺乳，由是“人皆呼脱脱为奶公”。脱脱子加剌张与爱育失黎达腊同岁。某日二人嬉戏宫内，加剌张背负皇太子绕行殿阶。已而皇太子亦欲负加剌张趋行。加剌张跪曰：“加剌，奴婢也：太子，使长也。奴婢不敢使使长负”。结果惹得幼稚的皇太子因未遂其愿而放声大哭[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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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颜、马札儿台兄弟与元皇室的主—奴关系，无疑是从将近一百年前的征服与被征服关系中延续下来的，尽管这种关系的实际性质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类似伯颜、马札儿台的情形肯定不是个别的。它说明，很普遍地存在于13世纪初叶被成吉思汗统一的蒙古草原社会内部的那种主奴关系，给元代社会关系的某些领域，包括君臣领域关系在内，带来一种主奴观念泛化的趋向[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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