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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汗庭大断事官一样，燕京行省大断事官也被当时汉人称为丞相。据萧《石天麟神道碑》，窝阔台时，“诏名王帅师征西域，王以裨佐为请，命公（按指石天麟）辅行，由是分隶为断事官，兼教诸王子。宪宗即位，熟公才德，复选为诸路断事官。时省部未立，犹相职也”[29]。刘敏任燕京断事官前后历三朝，以至在汉人中获得“大丞相”的尊号[30]。孟速思在蒙哥时与不只儿同署燕京大断事官，也被时人称为“丞相蒙速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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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金制，决定军国大计的中枢机构及其官员，称为尚书省和尚书省宰执。现存文献中尚未发现称汗庭大断事官机构为尚书省的直接例证。但是分别统领三大行政区的官署在汉文史料中完全比照金行台尚书省之制而被称为“行尚书省”或者“行台”。史料追述前事时，亦有径指以“尚书省”的。《元史·宪宗纪》把它们分别定名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和“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牙剌瓦赤主管汉民公事，文献亦以“行台于燕”志之[32]。这一类例证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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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尚书省建立以后，具体负责辖区内财政赋调等事的大必阇赤即被赋予“行尚书六部事”的汉式官号。《元史·宪宗纪》所记辅佐阿母河行省首长阿鲁浑的法合鲁丁、匿只马丁，在穆斯林史料中称为大必阇赤；而燕京行省里处于相同地位的赛典赤在汉文史料中作“行六部事”。马月合乃曾“赞卜只儿断事官事”，掌中州民籍赋调及军中馈饷，故《中堂事记》称他“前行部尚书”[33]。赵璧在蒙哥初“总六部于燕”，也就是行六部尚书事于燕。上述诸人的身份，无疑都是大必阇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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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尚书省这个名称的使用，在前四汗时期的中原汉地，时而会有些混乱。蒙古前期，根据“北人能以州县下者即以为守令”的原则[35]汉地有很多乘乱而起、据地自雄的军阀，在投附蒙古后，被授予统治当地军民的权力。这些所谓“世侯”多仿效金末的行台尚书省制度，把自己的统治机构称为行尚书省、行台或者是行省。以金代的山东西路为核心的严实，即仿金代东平行省而自称山东西路行省、东平行尚书省或东平行台。石抹咸得不则仿效金中都行省，把自己的地盘称为燕京行尚书省。此外还有张荣的山东行尚书省（济南行省）、石天应的陕西河东路行台等等。因为它们的地域大体上与金代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路的范围相当，因此前田直典在他关于元朝行省制度形成过程的出色研究中，称它们为“路的行省”。事实上，蒙元时期的行尚书省，最初仅指“路的行省”。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世侯们虽然把自己的地盘和统治机构称为行省，但却从没有人敢使用“丞相”的官号。窝阔台中叶以后，随着中州断事官的建立和对中原汉地统治机构的全面调整，世侯们以路的长官的身份使用行省官号的情况逐渐减少，行尚书省才日趋固定地成为大断事官行署的正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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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窝阔台到蒙哥时期，燕京行省的大断事官和断事官，可考见的约有20余人，兹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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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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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死后，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双方，都曾很快建立起大断事官样式的行政中枢。阿里不哥在召集大会正式登位以前，即以留守漠北的宗王身份“行皇帝事”，“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36]。拉施都丁记述脱里赤当日频频往返于漠北与燕京之间的活动甚详。《元史》和《史集》还极其一致地提到，岭北集团的主要谋臣有不鲁花（即孛鲁合）、忽察、秃满、阿里察、脱忽思等。据拉施都丁，他们中间地位最高的是“大根脚”（ustukhwān-i buzurg）出身的秀满[37]，阿里不哥任命的汗庭大断事官必在这几个人中间。可惜其具体人选无从考知。至于忽必烈初年的中枢机构，则因草创当日及后来记录的疏略不详，以致其真相长期以来未克完全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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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元史·世祖纪》，中统元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即位当天，就下诏“以赵璧、董文炳为燕京路宣慰使”。四月朔日，“立中书省，以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七月中，复立行中书省于燕京，“以燕京路宣慰使祃祃行中书省事，燕京路宣慰使赵璧平章政事，张启元参知政事”。王恽《中堂事记》载录的四名主要行省官员则是丞相祃祃，平章政事王文统、赵壁，参知政事张易[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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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蒙古制度，新汗即位后，前朝原委官员都要缴回所受符命，由新汗重加委任或别授他人。中统初，原燕京行尚书省的不只儿、月令乃等官员都已离任[39]。自蒙哥征蜀以往，漠南“府库已竭”，而忽必烈又亟须依靠汉地人力物力与漠北一争高低。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要在即位当天就派宣慰使到燕京主持整个汉境政务，尤其是“经画供馈”之事[40]。当时似未任命燕京断事官，而宣慰使在金代官制中，是比行尚书省事更带有“临事而设、事罢则已”的临时差遣性质的朝廷大员。但据《中堂事记》间接透露，他们实际上是以蒙古必阇赤身份“宣慰燕南诸道”的。王恽写道，祃祃“初与赵相（按指赵璧）行六部于燕”[41]。我们已经知道，“行六部”乃是燕京行省大必阇赤的汉语官号。因此这个新建机构尽管由于大断事官的缺任而很不健全，实际上仍可看作是行尚书省旧体制的延续[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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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赋予燕京断事官的必阇赤们以新的汉语官号，表明忽必烈在仓促之间权宜沿用漠北中枢制度的同时，亦已产生了某种更张旧制的意图。此后不到一个月，他又宣布建立一个以“中书省”为名称的新机构。但是对这个新机构的政治定位及其功能，在之后将近一年中，实际上一直有些暧昧不清。在中央一级行政层次上，按中原王朝体制的框架来重建行政中枢，似需等到中统元年七月间“燕京行中书省”的成立，才算获得真正的落实。这时祃祃和赵璧都结束了“行六部于燕”的职务，似乎也可以看作是由旧制向新的官制系统过渡的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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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堂事记》，燕京行中书省设丞相、平章、参政主领省事，建左、右司为幕府，司置郎官八员参佐机务，并分别掌管左、右两房诸掾属及所司文牍事宜；此外又置架阁库官、奏事官、客省使，监印、掌记、检法、详定、书填勘合令使等各色省属掾吏；收储玉器及缎匹等物的万亿诸库、提举汉地交钞和榷货等事的专设机构，这时也直接隶属于行中书省。为适应扩充机构的需要，经汉地十道宣抚司举荐，数十名通晓钱谷簿书的儒士吏员被驿召至燕京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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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蒙古大断事官行署曾被汉人比照为金代的行台尚书省制，这主要是因为二者具有相类似的行政功能，那么此种类似的行政功能，实际上是通过了差别很大的不同制度形式去实现的。而燕京行中书省的建制表明，在制度形式及其所实现的行政功能两方面，它都与金行尚书省毫无二致。把行尚书省改为行中书省的原因，应当是前者在当时已成为蒙古也可札鲁忽赤行署的固定的汉语对译。沿用这个名称有失忽必烈“祖述变通”、“宜新弘远之规”的用心[43]。这时候的中书省，既与前四汗时期的行尚书省不过是蒙古“国制”的汉语译名不同，也与过去作为按行各地的大必阇赤的汉译官号完全是两回事。对于草原旧制来说，它纯属外来的制度成分。正因为如此，这个机构及其诸多官号在蒙古语中甚至连现成的对译词汇也找不到。它们嗣后多以汉语音译的形式进入当时的第一官方语言即蒙古语，例如qing jung shu shing或径作shing（“行中书省”）、ching-sang（“丞相”）、bingjang jingshi（“平章政事”）、yiuching（“右丞”），sooching（“左丞”）、samjing（“参政”）等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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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汗中枢机构的分支，首先完成了体制转换的燕京行中书省，接着就成为整个国家行政中枢向中原王朝制度体系过渡的重要依托。中统二年二月，燕京行中书省大小官员奉诏“阖省北上”，赴开平觐见忽必烈。汉地十道宣抚使也都偕与随行。是年夏秋两季，忽必烈与他的高级行政官员们在开平的重要活动，相当详实地反映在王恽采摘当时的日志片断而编成的《中堂事记》里。概括起来，这些活动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考核中原民赋虚实，议定钱谷大计；二是讨论制定若干施政条画以稳定社会政治秩序；其三就是在燕京行中书省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机构，充实和调整人选，树立起以中书省和左、右两部为主要机构的全新的行政中枢。它拥有左、右丞相各两名，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和参知政事的员数在建置之初时有增减。除了直属中书宰执（“都堂”）的幕府机构左右司以外，在都堂之下又增设了左部（后来分为吏、户、礼三部）和右部（后来分为兵、刑、工三部）两个并列的下级行政机构，由它们分别执行例行性政务。在完成对中书省的组织之后十天，又拟定将都堂宰执及省府掾属分为两部分，其一部分随驾“留中”，另一部分仍行署燕京。中统二年八月，燕京行省官员由开平南返。中、行两省在忽必烈于中统四年以燕京为大都之前似已合并，其具体过程今难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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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可知中统二年五月真正完成建制的中书省及左右部，既从制度形式方面截然有别于过去的大断事官制，又与窝阔台以来例用汉语笼统地称为“中书省”的汗庭大必阇赤具有显然不同的行政功能，因此标志着汗庭行政中枢在采纳中原王朝传统制度体系方面的又一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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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统年间中书省的建置过程，因有前引《元史·世祖纪》的记载，一般很容易忽略了以下这个事实，即它只是在几乎全盘接纳燕京行中书省的人员编制之后，方才得以健全的。所以对这一点还需要再做若干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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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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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二年五月以前，元朝的中书省并没有能够真正地“总内外百司之政”。很多事实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据王恽《中堂事记》，他在开平期间曾起草过一封给南宋政府的外交公文，其题署为“大蒙古国行中书省移宋三省”。这份送交宋朝行政中枢机关的牒文由行中书省署名，只能是因为当时的中书省尚无能力正式运转，所以只能由行中书省代行总理国政的权力。这时候的中书省，很可能连六部官员也没有任命。《元史·世祖纪》谓中统二年夏季出使大理的刘芳和出使高丽的高逸民都是“礼部郎中”。但据《中堂事记》，两人的职衔都系“借职”。因此这一类例子亦不能确凿证明六部机构的存在。《中堂事记》里的有关记载并非孤证。中统元年四月中，郝经在出使南宋前向忽必烈上《便宜新政》。针对“今之执政各各奏事，莫相统一，皆令陛下亲决”，他建议忽必烈尽快“置省部以一纪纲”[45]。这份奏章，是在《元史·世祖纪》明言“立中书省”的四月朔日之后半个多月才写成的。如《元史》所记确凿，郝经为什么还会有“置省部”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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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元代文献中多处出现有关中统初年的中书省的记载。但它们与本文的以上推断并不是绝对相悖、不可并存的。关于这一点，请再从两个方面略予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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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见于文献载录的中统初年的中书省，其所指实际上多是当时的燕京行中书省。赵璧的例子最为明显。他于中统元年四月出任燕京路宣慰使，七月就用为行省平章政事，翌年五月始任中书省平章。但他的神道碑及《元史》本传都说他中统元年即拜中书省平章政事。在《中堂事记》里被登录为燕京行省掾属而被《元史》本传记为中书省掾的，则有魏初、刘宣、王利用、张炤，袁裕、杨湜等人[46]。中统元年的燕京行省左右司郎中贾居贞，行省掾属周正和冯渭、冯崧父子，在元人文集中亦都被记录为中书省郎官或曹吏[47]。最有意思的还是《中堂事记》的作者王恽。一方面，他本人于中统元年入掾燕京行中书省的经历，被撰史者记为“擢为中书省详定官”；另一方面，在关于他自己的同事刘郁的碑传里，王恽又把传主当时所担任的行省左右司都事写作“中省”左右司都事[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