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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元史》卷106，《杨惟中传》、《粘合重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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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见《元文类》卷60所载碑文。按同碑亦载于《牧庵集》卷15，其中木土各儿的名字被四库馆臣改为“图们格尔”，则其所据原本或将此名写作“土木各儿”。而据拉施都丁书，博尔忽有子名术土忽儿。对这个人名尚须进行更深入的正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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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黄溍：《马氏世谱》，《黄金华集》卷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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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元史》卷155，《史天泽传》；王磐：《史天泽神道碑》，《畿辅通志》卷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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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元史》卷130，《完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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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经世大典·站赤》，中统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见《永乐大典》卷19414。参见前田上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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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元史》卷4，《世祖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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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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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元好问：《刘汝翼墓碑》，《遗山集》卷22；王恽：《韩仁神道碣》，《秋涧集》卷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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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元史》卷85，《百官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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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吴澄：《董士选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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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宋濂：《诰命起结文·中书断事官》，《宋文宪公集》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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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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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科举史是一个既老又新的课题。自1930年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从制度史的角度出发，搜检史料，对之进行考订和研究。关于元朝科举考试的各种具体规章制度或细节，虽然还有若干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剩下的问题不多了。本文拟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把元代科举置于其社会背景之下，去考察它的兴废、成败，以及对当时乃至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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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一 元朝设科取士的最初尝试：戊戌选试及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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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九年丁酉（1237年），因耶律楚材、郭德海等人力请，诏令术忽、刘中等历诸路遍试儒生。以论、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中试者复其赋役，并除本贯议事官，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考试在次年（即戊戌年）举行，因而以戊戌选试见诸史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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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元人以及明初《元史》修纂者们的观点，元朝科举制度，即滥觞于戊戌选试。这一传统见解，虽然从未经过严格的检讨，然长期为研究元朝科举史的学者们所首肯[2]。1959年，安部健夫的遗作《元朝的知识人与科举》发表。他认为，由戊戌中选儒生可以获得豁免差发的特权，使人想起蒙古人对待宗教士的态度；而他们没有被要求替大汗告祷祝天，又好像表明他们的身份还是世俗人。中试儒人除授议事官参署政事的规定，也基本上没有实行。所以不清楚它究竟是一次性的考试，抑或原应继续下去，因受到阻力而中止。仅就这次考试本身而言，则很难说它显示了世俗的科举性质[3]。林元珠在《元史选举志译注》中也提到戊戌选试。她一方面认为，“就其相同之处而言，这次考试的结果，在促进布衣学士入仕为官的意义上，确实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的国家考试没有什么两样”。同时她也引述安部的见解，并认为不应当太强调中国科举制度的传统对戊戌选试所发生的影响。她写道，这只是一次应运而生的权宜之计，连考试的设计者自己大概都没有想到要通过它恢复科举制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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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部和林元珠的研究，都偏重于从戊戌选试的结果去分析它的性质，而对它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赋予它的某些特殊性似稍有忽略。如果戊戌选试的意义仅仅在于使四千多名儒生获得豁免差发的优遇，那么类似的考试后来还进行过许多次，为什么大多数元人惟独把戊戌选试与设科取士相联系呢？其次，考试儒生和考试僧道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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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诏令的原文，保留在《庙学典礼》中。在规定考试程式的同时，诏令宣布：“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条例供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与各住达噜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着。宜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入仕，续听朝命”[5]。大约一百年后，许有壬在追述戊戌选试时写道：“……遍试儒人，中者与牧守议，停蠲其役；且将辟举场，以精入仕”[6]。两段话互相印证，证明丁酉诏文确是可以信赖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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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丁酉诏文，我们看出耶律楚材最初设计戊戌选试时，至少包括含着三层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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