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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额勒只吉歹（eljigidei）一名中间音节的喉音弱化（-jigi->-*ji’i->-ji-），遂可读作按只（eljidei）。见村上正二译注《蒙古秘史·成吉思汗传》卷3，东京，1975年，页360—361；并参阅韩百诗、伯希和：《元史宗室世系表译注》，莱顿，1945年，页29—30，关于诸王合赤温之子按只吉歹之名的正字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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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程钜夫：《爱鲁先世述》，《雪楼集》卷25。按，也速折儿即也速迭儿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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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元史》卷117，《别里古台传》；姚燧：《达实密（答失蛮）神道碑》，《牧庵集》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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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黑鞑事略》即把大断事官额勒只吉歹与当时的大必阇赤耶律楚材（“中书令”）、镇海和粘合重山（“中书左丞相”）三人一起列入“其相”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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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哈兹维尼波斯文刊本，页233；据英文本转译的汉译本页592作“镇海、台纳尔及札儿忽的其他一些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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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蒙古人在伊朗》，页282；《史集》卡里弥刊本，页564、574，波义耳英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纽约，1971年，页176、188分别译作“chief vizier”和“min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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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见许有壬：《圭塘小稿》卷10。惟此碑记事之不依年月先后为序，为元代碑传所罕见。因此颇难据是碑确定碑主担任断事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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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元史》卷134，《也先不花传》；姚燧：《达实密神道碑》，《牧庵集》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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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道森编：《出使蒙古记》，纽约，1955年，页184；T．T．爱尔森：《蒙哥汗时期的宿卫和行政制度》，《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6卷2期（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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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前田直典：《元朝行省的成立过程》，《元朝史的研究》，东京，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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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元史》卷87，《百官志》，“三大宗正府”；姚燧：《博罗罕神道碑》，《牧庵集》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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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元史》卷134，《小云石脱忽怜传》；卷146，《杨惟中传》；卷121，《博罗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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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元史》卷159，《赵良弼传》；姚燧：《赵夫人杨君新阡碣》，《牧庵集》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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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程钜夫前揭碑铭。参阅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元史论丛》第3辑。按、蒙哥汗即位之初，曾对昔里钤部“有颛面西土之寄，以年高辞，不拜”，因而复授大名路都达鲁花赤。见王恽：《昔里钤部神道碑》，《秋涧集》卷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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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元史》卷125，《布鲁海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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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木华黎的“国王”称号，汉语、蒙古语和波斯语文献都有记载，可见是大汗给予他的正式封号。但他的“都行省”官号则仅见于汉文文献，或当出于中原汉人的意会。见前田直典上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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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元史》卷124，《札八儿火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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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元朝秘史》第263节；参阅F．W．柯立甫：《蒙古秘史》英译本，伦敦，1982年，页204。英译者补入的“他每”，意思当指牙剌瓦赤和他的儿子马思忽惕。但据本节上文，马思忽惕被委任管辖的，实为河中及畏兀儿地区诸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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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177。sāhib-i dīwān在伊利汗时期亦时常用指由财政大臣地位入相的人，见《蒙古人在伊朗》，页282。因此，在牙剌瓦赤于窝阔台末年接替忽秃忽任中州大断事官后，这个称号对他仍然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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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当时汉人时常把这个官号用于主管汉地财赋的官员。见《元史》卷147，《史天倪传》；卷153，《王檝传》。而从1234年以后，“行尚书六部事”成为燕京行省大必阇赤的正式汉语官号，详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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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太宗之八年丙申（1236年），州县守令上皆置监”。见《谭澄神道碑》，《牧庵集》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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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与中原汉地的情形不同，位于西域的那两个“行尚书省”，似乎并不是由汗庭札鲁忽赤派生出去的分署机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需要靠进一步的研究来推进。又、1253年，忽必烈“受京兆分地”。此后陕西可能脱离了中州断事官管领的范围。所以1257年蒙哥从忽必烈手中收回关中时，遂立陕西行尚书省于彼。参见前田直典上揭论文；陈得芝、王颋：《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元史论丛》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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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勤斋集》卷3。引文中“名王”或指拔都。是则所谓“诸路断事官”，当即拔都封户所在的平阳诸路断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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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姚燧：《王兴秀神道碑》，《牧庵集》卷21；元好问：《大丞相刘氏（刘敏）先茔神道碑》，《遗山集》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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