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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国家收入，直到至元二十一年卢世荣主持财政时，各项税收总额，岁不过一百万锭（税粮不在内）；桑哥时期，税课常数增至三百万锭[72]。加上天下税粮一千二百万石，国家年收入（丝线颜色未计入）折合为谷粟计三千八百万石[73]。与北宋初相比较，当时政府谷、钱、绢三项收入折合为粮，计三千五百万石（指元石）[74]。明初是著名的轻徭薄赋时期，但田赋所入一项，即达米二千九百万石[75]。这个比较告诉我们，从国家收入的角度来衡量，元前期征取虽成倍增加，但桑哥确定的税课常额，尚在当时社会所堪以承受的程度之内。正因为如此，桑哥被杀后，这个税课常额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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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义，以上分析绝不意味着全盘肯定理财之臣的所为。阿合马、桑哥本人都是大贪污犯，其所用者也大都是以苛敛百姓为能事的行家里手，自上而下的勒索中饱骇人听闻。明初对贪官的惩治到达严酷的程度，元初却放令官吏“吃人肚皮”。被他们侵吞的这一部分财富，现在已无法估计了。与贪赃联系的必然是枉法。富豪与官府相勾结，通过各种形式诡避赋役，负担愈来愈集中在无权无势的当役税户身上，大量人户破产逃亡，他们的差税又在其余“现住户”内“分洒”，引起更多人户的破产逃亡[76]。恶性循环逐渐加剧。甚至早在阿合马时代，北方某些地区已经出现“税人白骨”的现象[77]。除正常赋税额之外，元廷又大肆追征历年逋欠粮钱，虽然美其名曰“裁抑权势所侵”、“未尝敛及百姓”，实际上不可能不祸及贫困的人民。元初的力役更为历代开国之初所罕见。造船、制军器衣甲，调发无虚日。尤其是在南宋地区，“江南扰动，过于向来”[78]。理财政策的这些方面，确实给元初整个社会带来了可怕的暴政。这是至元后期南方一系列小规模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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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廷的儒臣有鉴于此，从民为邦本、藏富于民的传统观点出发，拼命强调“仁慈爱养”之政[79]。他们的政见，说来说去，无非是两条，一曰“节用”，二曰“爱人”，疾呼“一日无是道则国非其国矣！”[80]“节用爱人”之说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对历代统治者的过度行为起着某种程度的约束作用；就元初情况而言，用它来抵制和纠正理财派的贪残苛暴，自然具有合理的一面。但过分强调节用，竟使他们完全无视在当时形势下开辟财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相反，阿合马、卢世荣、桑哥越是以“理财”固宠，儒臣们就越是“讳言财利事”[81]。这样，他们实际上就从反对阿合马等人的过度收括走向另一个极端，把自己置于忽必烈增加国用的既定政策的对立面，并且迫使急于兴利的这个蒙古君王进一步倒向理财派一边，同时也加深了他对儒家学说和儒臣的隔阂。面对两派在国策上的分歧，忽必烈总是斥责儒臣“不识事机”[82]。阿合马死后，太子真金曾兴高采烈地对何玮、徐琰等说：“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83]。但不出几年，卢世荣、桑哥又相继擅断朝政。至元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历观宰辅，久无儒者”[84]。实际上不止宰辅如此，整个官场，“上自台阁，下至郡县，以趣办金谷为才，以勾稽朱墨为智，以不报期会为大故，以谨守绳墨为无能”[85]。一遇“以仁义为说者，则群笑目讥”[86]，“群非迭毁，极力挤排”[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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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对儒臣的这种明显疏远，牵动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愁肠。赵子昂吟诗道：“儒术久无用，……廊庙不乏才”[88]。还有一些人经常怀着无限感慨，回忆起忽必烈在开国之初依靠他们立制度、定纪纲时的那段美好而短促的岁月。王恽就说：“国朝自中统元年以来，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今则曰：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予故曰，士之贵贱，特系夫国之轻重，用与不用之间耳”[89]。王结也用几乎同样的口气说到忽必烈对儒臣态度的转变：“爰自中统之初，稽古建官，庸正百度，一时硕儒元老，屹然立朝，文献彬彬，莫可及也。……厥后台阁之位，率取敏锐材干、练达时事者居之。其效官举职，治繁理剧，固不乏人。而格君经世，蹈道迪德者，盖未多见也。呜呼！岂天之产材隆于前而杀于后哉？亦势使然尔！”[90]王结所谓的“势”是什么？用孔齐的话来说，就是“不用真儒以治天下”的既定局势[91]。科举制度本来是为遴选“真儒”、经世致用而设立的。既然大势所趋，不用“真儒”，蒙古统治者对于恢复科举制度，还会有什么兴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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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吏入仕逐渐制度化，进一步阻遏了科举制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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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虽然议而不行，却不可能停止官僚阶层更新与膨胀的客观进程。这部分地是因为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作用；部分地由于官僚机器的日益繁复；同时也由于定期提升在职官员不仅是更高一级职位上阙员的需要，而且也是国家对官僚的恩宠手段之一。元初官员升迁很快。许多人“不十年而至三品、二品”。以致某些时候、某些地区竟有“牧民急阙”的情况[92]。于是，从掾史中提拔官员，由许多个别的权宜措置而逐渐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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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的势力至少从北宋起就逐渐抬头。这种趋势在南宋虽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但在金统治下的北方却在不断增加[93]。尤其是金南渡之后，吏权大盛[94]。金衰元兴，其势有增无减。“郡县往往荷毡被毳之人，捐弓下马，使为守令。其于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隐，不能周知而悉究。是以取尝为胥曹者，命之具文书上，又详指说焉”[95]。“司县或三员或四员，而有俱不识一字者。一县之政，欲求不出于胥吏之手亦难矣”[96]。其结果，“事之然不然、可不可，长吏不得独决于上，必于吏目折衷焉”[97]。不仅如此，有些吏员甚至擅断行政公事。“钱谷、转输、期会、工作、计最、刑赏、伐阅、道里、名物，非刀笔简牍无以记载施行，而吏始见用。……事定，军将有定秩，而为政者吏始专之”[98]。省部吏员的事权就更重[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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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鄙视胥吏的传统观念从前毕竟阻断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仕途，那么蒙古人并没有这样的观念。在北方，“曰官曰吏，靡有轻贱贵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今之吏即后之官。官之与吏……每以字呼，不以势分相临也”[100]。既然胥吏供职年深必须示以恩宠，而实际上又存在着补注部分阙员的客观需要，由吏入流的途径便自然畅通了。于是，一些吏员“以勾当年深，县升之州，州升之府，府升之部，部升之台院都省，出职为品官、当要职，外任则承流宣化，内则参决大政，纲领郡县”[101]。到后来，自诸曹掾出职，可为总管判官[102]，至少亦不失一近县[103]。其中一部分进迁极快。“才离州府司县，即入省部。才入省部，不满一考，即为府州司县官”。另有一部分人，由各地贡举直接进入省部。“布衣为一品府掾者，悉历九十月得七品官。或转而掾中书，出身即得官六品”[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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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取士法有不少问题。“府州司县人吏幼年废学，辄就吏门。礼义之教懵然未知，贿赂之情循习已著。日就月将，薰染成性。及至年长，即于官府勾当。往往受赃曲法，遭罹刑宪”[105]。对此，元政府采取了三项补救措施。一是规定令史必须涉猎经史，参通义理，以“正心修己”[106]。二是将岁贡儒生掺补省部令史的做法制度化[107]。最后，虽然蒙古统治者倾向于从“理财派”中遴选具体操纵国家行政机器的各级官员，但在监察和词苑方面仍专用儒臣。这就是所谓“风纪之司，用吏驭法，必求诸儒”[108]；“国有大政，进儒臣议之，此家法也”[109]。通过他们掌握舆情，必要的时候也依靠他们整顿吏治，以求社会关系的适当平衡。平江南后，程钜夫受命南下搜罗遗逸。在他上名举荐的二十多人中，除少数人如叶李、赵孟頫曾任职省部，汪斌以医术拜太医，个别人如方逢辰、孙潼发奉诏不起外，大半掌诸道宪，余皆任文学之职[110]。王龙泽以宋甲戌（1274年）状元名重一时，亦被征为监察御史[111]。直到元贞、大德间，布衣儒生被荐，“犹得登翰监、司儒台、典郡教”[112]，正反映了忽必烈后期使用儒生的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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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正是在科举一议再议、延宕不行的同时，由吏入仕制度化的过程却逐渐完成了。除了高级官僚阶层由半世袭化的蒙古、色目贵族（大都出身宿卫）以及汉人上层构成外，中、下级官僚大半自吏出身。中级官僚子弟即使用荫入职，也仍然必须从吏做起[113]。这种特殊的用人制度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就以越来越大的惰性力量倾向于坚持自己，反过来成为推行科举制的障碍。至元以降，“凡言科举者，闻者莫不笑其迂阔，以为不急之务”[114]。很明显，正因为它实际上已为另一种用人制度所代替和排挤，所以才会成为“不急之务”。元朝前期科举长期停废和由吏入仕的制度化，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的。即使在复科以后，后者仍然成为阻遏科举制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下文还要进一步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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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讲到的任何一条原因，都不足以单独地解释元代前期科举长期停废的问题，因为总是可以提出相反的说法来抵消单一的解释。例如，对于科举流弊，王安石变法时所采取的方法是改革考试内容而保留科举制度本身，为什么惟独在元朝它却会导致对制度本身的否定？又如，以“义理”治国和以“功利”治国历来是儒家学说内部的两派之争，无论哪一派占据上风，本来都不至于危及社会关于儒家政治学说的传统价值观念。为什么惟独在元朝，“当国者急于功利”却会成为“儒者之言弗获进用”的基本原因[115]？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从最高权力集团文化差异的角度去探寻它们的答案。由于从草原南下的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传统的汉文化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价值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漠北游牧社会的意识形态被部分地移植到汉地，并且也导致了汉地传统价值观念本身的某些变化。因此，每当恢复科举制度的机会产生或出现之时，蒙古统治者乃至整个社会所作出的，总是不利于科举的选择。可以说，上面所分析的造成科举长期停废的各项具体原因，无一不反映了统治者的文化差异这一特殊因素，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特殊因素的发酵，才使种种未必不能化解的原因得以有机地纠集聚合为一体，因而又从各个方面排除了当时推行科举制度的各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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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之后，元王朝又经历了自北方草原入继大统的成宗、武宗时代。至元故老日渐沦逝，由吏入仕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明显而且严重。另一方面，随着代易俗化，久居内地的蒙古、色目贵族上层的汉文化素养毕竟有了某些提高。这时候，统治者中如果有人决心推行科举制度而又握有一定的权力，他所面临的阻力，也许就会比元初小一些。而这样的人物果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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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传统文人附会史事，曾绘声绘色地写道，至元乙酉（1285年）三月乙亥，忽必烈正在上都，“太史奏文昌星明，文运将兴”。就在此前后，爱育黎拔力八达和张起岩相继出生了。这两个人，一个是即位后决意开科的元仁宗，而另一个则是延祐首科左榜第一人[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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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170312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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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三 元朝设科取士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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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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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科取士之事，“世祖皇帝、裕宗皇帝几遍教行的圣旨有来，成宗皇帝，武宗皇帝时分，贡举的法度也交行来上位根底合明白题说”[117]。但是直到仁宗时方才真正下诏实行。这与元仁宗的个人因素也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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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宗、武宗先后抚军北方不同，仁宗即位前一直居住在汉地。他是忽必烈之后第一个在潜邸时代就长年有一批儒臣朝夕侍奉的皇帝。儒臣中最著名的是秋谷先生李孟。仁宗出居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四年间，“孟常单骑以从，……诚节如一，左右化宣，皆有儒雅风”[118]。长期的灌输薰冶，使仁宗以儒治国的政治倾向日益明朗。他在东宫做太子时曾问左右：“文丞相如何？”“对者皆贬其不知天命。仁宗作色曰：‘如卿所言，则冯道却不是忠臣矣’？众恧屏气，相视惕然。……临御之日，语廷臣曰：‘儒者握纲常如拳’。盖为信公而发。”[119]这个崇儒的蒙古皇帝，还在“龙潜”之日就深恨“胥吏科敛，重为民困”。所以他一登基就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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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很自然地提出了“求贤取士，何法为上”的问题[121]。李孟很早就对他说：“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汉唐、宋金，科目得人为盛”[122]。柏铁木儿也说：“今以季劳用人，何以得才？古有科举之法。先朝尝欲举行而未果。今宜以时述祖训以开贤路”[123]。如果说李孟还仅仅将科举作为唐宋旧制推荐给仁宗的话，那么柏铁木儿等人则在提醒仁宗，从“祖训”角度看来，它还是“祖宗以来百余年之旷典”呢[124]。这无疑为仁宗设科取士提供了一条更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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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水到渠成。“上以为然。即命中书议行之”[125]。这是皇庆二年（1313年）十月间的事。次月即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126]。预议科举制度者，包括陈颢、程钜夫、元明善、许师敬、贯云石海涯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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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庆二年科举诏颁，在士人阶层中引起极大的刺激和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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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氏初克江南，畸人逸士浮沉里闾间，以诗酒玩世者众”。其中一部分甘为前朝遗民，终老于山林，但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少数。更多的人，“迨元贞、大德后，稍出居儒黌，以淑后进”[127]。不论宋元之际这一代人对元政权抱有什么样的态度，他们的下一代毕竟成了大元顺民。一部分曾想作遗民的人即使觉得自己不宜出仕去作元官，但对其后人，仍谆谆以“黄册子会有行世时，儿曹毋忽也”相叮嘱[128]。至于北方儒生，更是早就慨叹着“圣学久不作，美士几空老”[129]，盼望学而优则仕的时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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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科场久废，“而凡士者又往往不堪其闲。有去而技术鸣者，有去而贾取赢者，有去而结绶于刀笔、辇金于纵横者”，有些人不愿或者不能如此，那就只好“独匡坐蓬蒿环堵之中，然而已”[130]。对士人来说，另一条出路是作学官[131]。方回住在杭州，常有四方之士请他赠言作序。及问其所之何职，不是教谕、山长，就是学录、学正或教授[132]。读书人想从学官晋升而受一命之宠，是非常不容易的。辗转岁月，能做到州教授的，十不三四，且已年近致仕；能至郡教授者，又不过其中十之二三，得县主簿者，又其中十之一二[133]。所以做学官的人，在当时多有“皓首不调”之叹[134]。有人做诗发牢骚说：“热选尽教众人取，冷官要耐五更寒”[135]。“教授，冷官也”，至少自宋代以来已经是流行的说法。但宋仅以三举不第之人任教谕之类的学职，“乃止之人所谓不才无用，怜其老而恩之者。进士不居是官也，显官不历是途也”[136]。而元代儒生，“入仕格例无不阶县学官而升”[137]。儒生政治待遇之差，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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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仁宗科举诏下，虽亦有“不屑于科目，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138]，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毕竟“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139]。“如种待获，适惟其时”[140]。由此“士气复振”[141]。“天下士君子忻然曰，庶几可以展吾志矣”[142]。刘将孙在诗中写道：“废简回春冷灰外，寒窗读赋万山中”；“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143]？苦尽甘来的欢娱溢于言表。有些地方，本已科废学散。如今，“一朝科复梦惊回，却恨穿杨无妙手”。因此，急忙“摇官船去买官书”[144]。有的人科举未兴时对子女说：“古者儒皆可吏，吏无非儒尔。其以儒饰吏，庶不俗不迂，以不悖于时”。科举既兴，又对他们说：“我家自秘丞公以进士出身，代不乏人。一脉斯文，罔俾今不承于古。汝其学焉，以袭世科，以绳祖武”。胡炳文评论说：“前后受授之言若不同，彼一时此一时，皆不失随时之义者”[145]。甚至不少年逾古稀的南宋遗老也油然心动。被誉为“老子复出”的赵仪可在科举诏颁之年已七十五岁，“犹攘臂盱衡，不自谓其老也。然终不自得”[146]。陈大有系宋咸淳乙丑（1265年）进士。省檄起其为乡试官，他执意不就，以七十四岁高龄就试有司不合[147]。陆文圭以南宋遗老登延祐首科乡选后，贺札谢启往返不绝。至有“忽逢芝紫之诏颁，不觉槐黄之心动”等语[148]。白头青云的憧憬，跃然纸上。延祐二年（1315年）京师会试才结束，立即有坊间刊刻《会试程文》在各地出售牟利[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