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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水到渠成。“上以为然。即命中书议行之”[125]。这是皇庆二年(1313年)十月间的事。次月即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126]。预议科举制度者,包括陈颢、程钜夫、元明善、许师敬、贯云石海涯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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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庆二年科举诏颁,在士人阶层中引起极大的刺激和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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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氏初克江南,畸人逸士浮沉里闾间,以诗酒玩世者众”。其中一部分甘为前朝遗民,终老于山林,但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少数。更多的人,“迨元贞、大德后,稍出居儒黌,以淑后进”[127]。不论宋元之际这一代人对元政权抱有什么样的态度,他们的下一代毕竟成了大元顺民。一部分曾想作遗民的人即使觉得自己不宜出仕去作元官,但对其后人,仍谆谆以“黄册子会有行世时,儿曹毋忽也”相叮嘱[128]。至于北方儒生,更是早就慨叹着“圣学久不作,美士几空老”[129],盼望学而优则仕的时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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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科场久废,“而凡士者又往往不堪其闲。有去而技术鸣者,有去而贾取赢者,有去而结绶于刀笔、辇金于纵横者”,有些人不愿或者不能如此,那就只好“独匡坐蓬蒿环堵之中,然而已”[130]。对士人来说,另一条出路是作学官[131]。方回住在杭州,常有四方之士请他赠言作序。及问其所之何职,不是教谕、山长,就是学录、学正或教授[132]。读书人想从学官晋升而受一命之宠,是非常不容易的。辗转岁月,能做到州教授的,十不三四,且已年近致仕;能至郡教授者,又不过其中十之二三,得县主簿者,又其中十之一二[133]。所以做学官的人,在当时多有“皓首不调”之叹[134]。有人做诗发牢骚说:“热选尽教众人取,冷官要耐五更寒”[135]。“教授,冷官也”,至少自宋代以来已经是流行的说法。但宋仅以三举不第之人任教谕之类的学职,“乃止之人所谓不才无用,怜其老而恩之者。进士不居是官也,显官不历是途也”[136]。而元代儒生,“入仕格例无不阶县学官而升”[137]。儒生政治待遇之差,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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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仁宗科举诏下,虽亦有“不屑于科目,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138],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毕竟“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139]。“如种待获,适惟其时”[140]。由此“士气复振”[141]。“天下士君子忻然曰,庶几可以展吾志矣”[142]。刘将孙在诗中写道:“废简回春冷灰外,寒窗读赋万山中”;“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143]?苦尽甘来的欢娱溢于言表。有些地方,本已科废学散。如今,“一朝科复梦惊回,却恨穿杨无妙手”。因此,急忙“摇官船去买官书”[144]。有的人科举未兴时对子女说:“古者儒皆可吏,吏无非儒尔。其以儒饰吏,庶不俗不迂,以不悖于时”。科举既兴,又对他们说:“我家自秘丞公以进士出身,代不乏人。一脉斯文,罔俾今不承于古。汝其学焉,以袭世科,以绳祖武”。胡炳文评论说:“前后受授之言若不同,彼一时此一时,皆不失随时之义者”[145]。甚至不少年逾古稀的南宋遗老也油然心动。被誉为“老子复出”的赵仪可在科举诏颁之年已七十五岁,“犹攘臂盱衡,不自谓其老也。然终不自得”[146]。陈大有系宋咸淳乙丑(1265年)进士。省檄起其为乡试官,他执意不就,以七十四岁高龄就试有司不合[147]。陆文圭以南宋遗老登延祐首科乡选后,贺札谢启往返不绝。至有“忽逢芝紫之诏颁,不觉槐黄之心动”等语[148]。白头青云的憧憬,跃然纸上。延祐二年(1315年)京师会试才结束,立即有坊间刊刻《会试程文》在各地出售牟利[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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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首科,就是在这种颇为热烈的气氛中开场的。深得仁宗知遇的李孟受命知贡举。他兴奋地赋诗曰:“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窥天下士,龙[一作鳌]头谁占日边名?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平生”[150]。张养浩也以礼部侍郎预知贡举。当时有人主张严格考试,期得真才。张养浩说:“场屋且废百年。一旦恶之,得士必不广,恐沮后来”。朝议韪之,不第者亦皆赐秩有差[151]。放榜后,新进士衔刺谒见座主。张养浩拒不纳见,书免谢帖于方寸纸。其辞曰:“诸公但思至公血诚以报国政,自不必谢仆。仆亦不敢受诸公之谢也。养浩覆”。令门人谕之[152],传为一时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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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科取士五十六人,其中右榜十六人[153]。当时人评论说:初科之时,士“无宿备”,“未有陈腐之习”[154],故以得人之盛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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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试程式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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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朝科举考试的各项具体规定,已有不少学者作过比较细致的研究[155]。因此除略有补充的若干地方以外,在这里只需要作一个尽可能简单的概述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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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科场,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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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之名始于金。金代地方考试最初分两级,即乡试和府试。明昌元年罢乡试,以后仅剩府试*。元代地方考试称为乡试,于八月举行[156]。乡试举人,须从本贯官司推举。但在举人的资格限制上比列朝都松[157]。从本贯推举,事实上很难绝对贯彻。有些人假馆他乡,就在当地与荐[158]。西北之士学于江南者,皆由江南贡[159]。凡在大都有恒产,住经年深者,亦许就试[160]。袁桷甚至说,由江南求试外省者,多至八千余人[161]。元末,士人因战乱引起很大流动,朝廷还特设“流寓例”以待诸生[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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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科目,蒙古、色目人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至正时减为三条,另增本经义一道[163]。第二场策一道。汉、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包括经疑二问(四书内出题)、经义一道;至正改四书疑一道为本经疑。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至正改古赋外于诏诰章表内又科一道。第三场策问一道。命题答卷,基本上都以程朱对儒家经典的注疏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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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科场,全国共设十七处,从中选合格者三百人赴大都会试。其名额分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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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九年(1359年),又定寓试解额,依原额减半;此年并在福建初设乡试,定额七人[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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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试”之名亦始见于金。元朝会试定于乡试次年二月举行,科目与乡试同。会试共取录一百人,内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名,参加殿试,重新厘定等次[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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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试”肇起于唐而定制于宋。唐天子曾在讲武殿命题复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宋制,礼部中式者须就崇仁殿锁试。考策问一道,毕日唱名,是谓殿试。最初略有黜陟。自嘉佑初始不复黜陟*。元代殿试在会试之次月(即三月)举行,地点在翰林院。蒙古、色目人试时务策一道,汉、南人试策一道。题目由儒臣拟草稿四首进呈,“御笔点用其二,规制如此”[166]。监试官与读卷官以所对第其高下,分两榜公布。“国人暨诸部”即蒙古、色目人作右榜,汉、南人作左榜。这可以追溯到至元十一、二年时制定的蒙古、汉人进士两科格式,实际上是金南北选、女直进士科之旧制的变通[167]。两榜各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赐进士及第,秩从六品,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秩正七品,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正八品。元统元年(1333年)的殿试曾稍异其制,左、右榜第一甲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大概只有右榜第一人才算真正的状元,所以当时人说:“唯蒙古生得为状元,尊国人也”[168]。三月初七殿试,十三日赴阙听候唱名[169]。唱名处在西宫,密迩上林,可闻林苑莺啼。故许有孚有“却忆当年阊阖晓,恩袍光照上林春”之句[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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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参加殿试的儒生,不再被黜落。《元史·选举志》只说对他们“以所对策第其高下,分为三甲进奏”,没有说还须黜汰。事实上,我们经常看到对“下第于春官”的考生有各种优惠处置[171]。如果殿试亦有黜落者,当然应该更见优待。但是却无例可援。至正二十年(1360年),预会试者共八十八人,廷议从中取三十五人。及殿试后赐第出身等仍为三十五人,可见殿试实无黜落[172]。殿试中第的人数大都不满百人,这应是会试举人不足三百人之额的结果[173]。杨树藩据此断言殿试复有沙汰,恐误[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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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颜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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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以后,设科取士的状况并不像人们最初料想的那么顺利。许有壬谈到这一点时说,科举得行而不废,“周旋扶护而潜弥之,一二人是赖。盖设科以来,列圣首诏,必有因而摇之者。庚申(1320年,英宗即位之年)之春,则剥复之机系焉。癸亥(1323年,泰定帝即位之年)冬,惴惴几坠”[175]。对此局面,苏天爵也愤愤不平地问道:“或者必欲废之,何哉”[176]?到元统三年(1335年)末,苦心经营已达七科的科举终于复遭废止。这次废止期为时五年,其间空缺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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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统二年三月下诏,科举、国学积分、儒人免役等依累朝旧制[177]。这也许正是一个信号,表明朝廷就科举行废问题刚刚开展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不过科举的支持者还算勉强守住了阵地。元统三年八月的乡试照旧举行[178]。十月,形势发生变化。监察御史吕思诚、斡玉伦徒等十九人劾奏中书平章彻里帖木儿变乱朝政。章再上,留中不下。彻里帖木儿仍出署事。十九人中除陈允文因未署名仍留台外,余十八人皆投印辞职。《元史》说,彻里帖木儿因视台谏如仇敌,以其封章成于儒者之手,尤恨之,力主废贡举。时罢科举诏已经写成,惟尚未用玺。许有壬向伯颜力争无效。十一月初,废科诏下[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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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看来,废科之举是彻里帖木儿一手造成的[180]。实际上,他至多不过是发难者而已。真正的后台是权臣伯颜。许有壬在廷辩时直言不讳地说:“太师以彻里帖木儿宣力之故,擢置中书。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岂有壬权重于太师耶?”[181]废科仅三个月,彻里帖木儿即因违忤伯颜被罢职流放[182]。刘岳申“闻罪人既已黜伏”,立即致书许有壬,厉声斥责他“参预大政之时不能保有其举之莫敢废,今明公为御史大夫之贰,又岂可谓有其废之莫敢举哉”[183]?刘岳申未免太天真了。爪牙虽去,元凶犹在。后至元二年(1336年)六月,礼部侍郎忽里台请复科举,果然仍被朝廷拒绝[184]。直到伯颜倒台,元廷方于至元六年底下诏复科[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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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伯颜为什么锐意废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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