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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伯颜为什么锐意废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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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许有壬廷辩时，提出过以下几点理由：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者；举子中堪于任用者实寡；科举有妨选法[186]。他的说法，无疑反映了社会上长期存在的反对设科取士的舆论。问题是为什么到了伯颜时候，这种舆论会在元朝的决策机构内部又一次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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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一部著名的野史告诉我们，伯颜反对蒙古贵族读“汉人书”，并且认为汉人“好生欺负人”。他的马伕许久不见，及问之，方知他“往应举未回”。他为此愤然不平：“不料想科举都是这等人得了。遂罢……科举”[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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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把罢科举的原因单纯地归诸决策者个人的好恶，总不能令人十分信服。伯颜此举，更可能是他在为垄断朝政而进行的派别斗争中，由于铁腕政治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它远远超出了科举行废的本身所具有的意义[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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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年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死，他的儿子阿剌吉八在上都被权臣倒剌沙拥立为新帝。以燕铁木儿、伯颜等武宗旧臣为首的海山派所拥戴的文宗和明宗亦相继称帝，并掌握了政治中心大都。两都之间爆发的天历之战，发展为行省间的一场大内战，并以皇位复归海山系告终。与文宗朝相始终，燕铁木儿一直把持着国柄，“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189]。同时，伯颜的势力和地位也迅速上升，成为仅次于燕铁木儿的重臣。1332年及次年，文宗和燕铁木儿相继死去。伯颜擅国的时机逐渐成熟了。如果说，燕铁木儿是在拥戴文宗的天历之战以及谋杀明宗的宫廷斗争中奠立了自己擅权的基础，那么伯颜呢？他在文宗放逐妥懽贴睦尔，并推翻叔侄相继的约定，立自己的儿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时，却完全站在文宗一边。文宗死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也没有爆发像1328年那样的危机。因此伯颜并没有燕铁木儿奠立文宗朝的那种勋绩可以依恃[190]。对他来说，只有靠诛灭政敌来进一步扩张自己的权势。唐其势集团被他清除后，通向擅断朝政道路上的下一个障碍，就是以御史台为基地，密切地注视着他的动向，并企图对他的独断专行加以掣肘的儒臣集团了。许有壬说“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不就分明是在对他进行挑战吗？至元二年，诏“右丞相伯颜，太保定住，中书平章政事孛罗、阿吉剌聚议于内廷。平章政事塔失海牙，右丞巩卜班，参知政事纳麟、许有壬等聚议于中书”[191]。伯颜不仅以内、外廷分别议政的方式排斥许有壬等人，而且还在外廷布置了自己的党羽[192]，限制许有壬的言行。朝廷空气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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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科举成了伯颜进行派别斗争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废止科举，对于竭力企图保护它免遭破坏的儒臣无疑将是沉重的政治打击，更何况借此还可以讨好反对科举制度的种种社会势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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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得不偿失。元代科举入仕的儒生人数虽然极少，可是毕竟成为广大士人阶层的希望所在。这本来是有利于元政权的社会心理因素。废止科举，一方面并不能给敌视科举制度的人们（例如胥吏）带来多少实际利益；另一方面，却因此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不满。伯颜被罢黜后，朝廷宣布他有“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之罪[193]，同时标榜“更化”政策以宽慰民心[194]。我们知道，伯颜推行的诸种政策中反响最大的，正是废止科举这一项。虽然他后来还企图进一步排汉，但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由此可知，废科之举所引起的社会不满，已对元政权造成一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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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科举后不久，各地相继爆发了几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如广东朱光卿、河南棒胡、四川韩法师等[195]。这些起义与伯颜的废科排儒政策未必有什么联系，但它们在客观上却与反对伯颜废科排儒的舆论相呼应。这就进一步刺激了伯颜的狭隘族裔意识，促使他加剧民族压迫，借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企图用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来阻塞他们由吏入仕的前途，甚至提出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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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颜废科之举，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窝阔台时代戊戌科试的失败；他请杀五姓汉人，也叫人想起当时别迭等人处置中原的主张：“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197]。然而，窝阔台时代的蒙古贵族，基本上是站在草原文化的立场上排斥和反对汉文化。而对于伯颜，我们却找不到充分证据可以说明他反对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他不过是企图借此打击政敌、进一步垄断个人及其集团对该王朝的控制权罢了。伯颜乞灵于旧文化的残余影响，与其说为了全面复兴旧文化，毋宁说是把它当成某种策略手段去实现他的个人目的。当然，正因为他企图用政治上的倒退来保障自己专权，所以，如达尔德斯已经指出的，其方法和效果，甚至比起燕铁木儿来亦远为逊色。结果也十分耐人寻味。元朝最初的科举尝试中止于耶律楚材的失宠，而伯颜的倒台却立即导致了被他所废止的科举制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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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六年初，伯颜的侄子脱脱在顺帝支持下，趁伯颜在柳林飞放，卸其军权，将他斥出京师。同年底，即以复行科举诏告天下。至正元年，全国重新开设乡试。从这时候起直到元末，共开九科。加上延祐至元统七科，有元一代，共设科试十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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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科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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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将元代十六科中选人数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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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有壬《至正集》卷71《题杨廷镇所藏首科策题》云，延祐至元统“七科五百三十七人”。志、纪所载，除泰定年间两科外，其他五科人数相同，凡367人，是则泰定两科共取录170人。两科人数，纪、志分别著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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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年：［纪］84 ［志］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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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年：［纪］85 ［志］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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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只有一种组合（84，86）符合170之数，故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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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科举的规模，无论就取录人数或进士的地位前途而言，与唐宋相比都很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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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文职官员总数为14774人[198]。官员任职年限，按唐人自己推算，“取其中数，不过支三十年”[199]。今以三十五年为率。也就是说，平均每三十五年中入官人数为14774人。那么其中通过科举登第入仕的人数有多少呢？据《文献通考》卷29著录的《登科记总目》，从贞观二十六年（652年）至唐亡（907年），共计开科238次[200]，取进士及诸科8030人，平均每次33.7人。按这个比率推算，每35年开科32.7次，取进士1002.0人。进士之外还有明经。明经取录数字未载入上引登科记总目中。且以每科140人为率[201]，35年取4，578人。两项相加，35年中共取士5580人。这些人早晚得出职为宦。据此，我们就推算出科举在唐代仕途中所占的比重，是为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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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职官总数，治平（1064—1067年）间为24000员。取1031年至1065年间一代为率，取士总额为7217人。科举占仕途总额的30.1％。南迁以后，官员总数激增。治熙二年（1191年）33016人，庆元二年（1196年）42000人，嘉泰元年（1201年）37800人。十年平均数为37605人。取1200年至1235年一代为率，取士总数为5917人，仍占仕途总额的15.7％[202]。由于我们无法从宋代职官总数中扣除武职官员的人数，所以，两宋科举取士在仕途所占的比例，实际上还远远超出上面推算的数字[203]。南宋偏于东南一隅，一代取士人数仍高达六千左右，相当于元时取士比率的七至八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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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文职品官，按《元史·百官志》以及《元典章》卷7，“吏部一·官制一·职品”统计，共计19000员左右。自延祐二年至元亡共54年，以35年为一代，合1.5代，则入仕总人数当为28000人。其中由科举入仕者，包括国子监应贡会试中选者共计1400.5人，占仕途总额的5.0％。这个比率，大致上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六七分之一。再以杭州为例，徐一夔曾比较宋、元、明三代该地的贡士数额说：“杭为方州时，贡士之数自淳熙至景定，增至二十二人。元置行省于浙，领郡三十二，杭隶焉。贡士之额仅二十八人。是时杭之士不加少也，三年或不能贡一人。今（按，指明朝）领郡九，杭亦隶焉。其额增至四十人矣。杭之士不加多也，三年一贡有至六、七人者矣。犹虑未足以尽其材也，复比年一贡焉。”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元有科目，名有而实不副。”[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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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同来源入仕的官员数量之比，当然是影响一个时代官僚构成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唐朝的官员，虽然每三人中只有一人出身科举，但由科举入仕者，“位极人臣常有十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205]，在整个官僚构成中占有极优越的地位。“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206]。初唐以后，凡入相文官几乎都出身进士。张玄素在隋朝由令史入品流，入唐后位至三品。唐太宗尝对朝问玄素历官所由，玄素窘迫不堪。“将出閤门，殆不能移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207]。宋朝三百年天下，更加尚儒右文。“凡居台辅，必用硕儒”[208]。士人奋身白屋，一旦及第，“指日金马玉堂”，“十年可至辅相”[209]。由于“进士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210]，所以被宋人“目为将相科”[211]。孝宗时用王秬为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以“臣无科第”辞不敢就[212]。南宋末赵葵入相，因为不是科举出身，居然被人以“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理由奏罢[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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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取士数量既然不抵前代十之二，“则今之上于春官者（指经过乡试上贡的举人），皆昔之登于天府者（指得科第者）也”[214]。可惜朝廷仍未对他们加以重用。从延祐科兴到元统年间，只有许有壬一人以科第践相位。复科后五十四年间，可以确定是以科举进身的参相者有九人。把他们各自入相的年数相加，总共亦不过二十七年，占同时期内参相官员各自在职年数总和的3％强。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进士中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的约二十多人，做到行省宰臣及路总管的也不过二三十人，在同级官僚总员数中占的比率自然都低得惊人。除此之外的大部分人，“例不过七品官，浮湛常调，远者或二十年，近者犹十余年，然后改官。其改官而历华要者十不能四五，淹于常调，不改官以没身者十八九”[215]。他们散处于郡县，人数少而地位低，“上迫大府，震以不仁之威，压以非理之势。虽欲自竭，有所不能；虽能，有所不容”[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