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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科场，全国共设十七处，从中选合格者三百人赴大都会试。其名额分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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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九年（1359年），又定寓试解额，依原额减半；此年并在福建初设乡试，定额七人[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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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试”之名亦始见于金。元朝会试定于乡试次年二月举行，科目与乡试同。会试共取录一百人，内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名，参加殿试，重新厘定等次[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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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试”肇起于唐而定制于宋。唐天子曾在讲武殿命题复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宋制，礼部中式者须就崇仁殿锁试。考策问一道，毕日唱名，是谓殿试。最初略有黜陟。自嘉佑初始不复黜陟*。元代殿试在会试之次月（即三月）举行，地点在翰林院。蒙古、色目人试时务策一道，汉、南人试策一道。题目由儒臣拟草稿四首进呈，“御笔点用其二，规制如此”[166]。监试官与读卷官以所对第其高下，分两榜公布。“国人暨诸部”即蒙古、色目人作右榜，汉、南人作左榜。这可以追溯到至元十一、二年时制定的蒙古、汉人进士两科格式，实际上是金南北选、女直进士科之旧制的变通[167]。两榜各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赐进士及第，秩从六品，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秩正七品，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正八品。元统元年（1333年）的殿试曾稍异其制，左、右榜第一甲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大概只有右榜第一人才算真正的状元，所以当时人说：“唯蒙古生得为状元，尊国人也”[168]。三月初七殿试，十三日赴阙听候唱名[169]。唱名处在西宫，密迩上林，可闻林苑莺啼。故许有孚有“却忆当年阊阖晓，恩袍光照上林春”之句[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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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参加殿试的儒生，不再被黜落。《元史·选举志》只说对他们“以所对策第其高下，分为三甲进奏”，没有说还须黜汰。事实上，我们经常看到对“下第于春官”的考生有各种优惠处置[171]。如果殿试亦有黜落者，当然应该更见优待。但是却无例可援。至正二十年（1360年），预会试者共八十八人，廷议从中取三十五人。及殿试后赐第出身等仍为三十五人，可见殿试实无黜落[172]。殿试中第的人数大都不满百人，这应是会试举人不足三百人之额的结果[173]。杨树藩据此断言殿试复有沙汰，恐误[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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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颜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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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以后，设科取士的状况并不像人们最初料想的那么顺利。许有壬谈到这一点时说，科举得行而不废，“周旋扶护而潜弥之，一二人是赖。盖设科以来，列圣首诏，必有因而摇之者。庚申（1320年，英宗即位之年）之春，则剥复之机系焉。癸亥（1323年，泰定帝即位之年）冬，惴惴几坠”[175]。对此局面，苏天爵也愤愤不平地问道：“或者必欲废之，何哉”[176]？到元统三年（1335年）末，苦心经营已达七科的科举终于复遭废止。这次废止期为时五年，其间空缺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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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统二年三月下诏，科举、国学积分、儒人免役等依累朝旧制[177]。这也许正是一个信号，表明朝廷就科举行废问题刚刚开展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不过科举的支持者还算勉强守住了阵地。元统三年八月的乡试照旧举行[178]。十月，形势发生变化。监察御史吕思诚、斡玉伦徒等十九人劾奏中书平章彻里帖木儿变乱朝政。章再上，留中不下。彻里帖木儿仍出署事。十九人中除陈允文因未署名仍留台外，余十八人皆投印辞职。《元史》说，彻里帖木儿因视台谏如仇敌，以其封章成于儒者之手，尤恨之，力主废贡举。时罢科举诏已经写成，惟尚未用玺。许有壬向伯颜力争无效。十一月初，废科诏下[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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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看来，废科之举是彻里帖木儿一手造成的[180]。实际上，他至多不过是发难者而已。真正的后台是权臣伯颜。许有壬在廷辩时直言不讳地说：“太师以彻里帖木儿宣力之故，擢置中书。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岂有壬权重于太师耶？”[181]废科仅三个月，彻里帖木儿即因违忤伯颜被罢职流放[182]。刘岳申“闻罪人既已黜伏”，立即致书许有壬，厉声斥责他“参预大政之时不能保有其举之莫敢废，今明公为御史大夫之贰，又岂可谓有其废之莫敢举哉”[183]？刘岳申未免太天真了。爪牙虽去，元凶犹在。后至元二年（1336年）六月，礼部侍郎忽里台请复科举，果然仍被朝廷拒绝[184]。直到伯颜倒台，元廷方于至元六年底下诏复科[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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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伯颜为什么锐意废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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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许有壬廷辩时，提出过以下几点理由：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者；举子中堪于任用者实寡；科举有妨选法[186]。他的说法，无疑反映了社会上长期存在的反对设科取士的舆论。问题是为什么到了伯颜时候，这种舆论会在元朝的决策机构内部又一次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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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一部著名的野史告诉我们，伯颜反对蒙古贵族读“汉人书”，并且认为汉人“好生欺负人”。他的马伕许久不见，及问之，方知他“往应举未回”。他为此愤然不平：“不料想科举都是这等人得了。遂罢……科举”[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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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把罢科举的原因单纯地归诸决策者个人的好恶，总不能令人十分信服。伯颜此举，更可能是他在为垄断朝政而进行的派别斗争中，由于铁腕政治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它远远超出了科举行废的本身所具有的意义[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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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年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死，他的儿子阿剌吉八在上都被权臣倒剌沙拥立为新帝。以燕铁木儿、伯颜等武宗旧臣为首的海山派所拥戴的文宗和明宗亦相继称帝，并掌握了政治中心大都。两都之间爆发的天历之战，发展为行省间的一场大内战，并以皇位复归海山系告终。与文宗朝相始终，燕铁木儿一直把持着国柄，“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189]。同时，伯颜的势力和地位也迅速上升，成为仅次于燕铁木儿的重臣。1332年及次年，文宗和燕铁木儿相继死去。伯颜擅国的时机逐渐成熟了。如果说，燕铁木儿是在拥戴文宗的天历之战以及谋杀明宗的宫廷斗争中奠立了自己擅权的基础，那么伯颜呢？他在文宗放逐妥懽贴睦尔，并推翻叔侄相继的约定，立自己的儿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时，却完全站在文宗一边。文宗死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也没有爆发像1328年那样的危机。因此伯颜并没有燕铁木儿奠立文宗朝的那种勋绩可以依恃[190]。对他来说，只有靠诛灭政敌来进一步扩张自己的权势。唐其势集团被他清除后，通向擅断朝政道路上的下一个障碍，就是以御史台为基地，密切地注视着他的动向，并企图对他的独断专行加以掣肘的儒臣集团了。许有壬说“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不就分明是在对他进行挑战吗？至元二年，诏“右丞相伯颜，太保定住，中书平章政事孛罗、阿吉剌聚议于内廷。平章政事塔失海牙，右丞巩卜班，参知政事纳麟、许有壬等聚议于中书”[191]。伯颜不仅以内、外廷分别议政的方式排斥许有壬等人，而且还在外廷布置了自己的党羽[192]，限制许有壬的言行。朝廷空气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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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科举成了伯颜进行派别斗争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废止科举，对于竭力企图保护它免遭破坏的儒臣无疑将是沉重的政治打击，更何况借此还可以讨好反对科举制度的种种社会势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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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得不偿失。元代科举入仕的儒生人数虽然极少，可是毕竟成为广大士人阶层的希望所在。这本来是有利于元政权的社会心理因素。废止科举，一方面并不能给敌视科举制度的人们（例如胥吏）带来多少实际利益；另一方面，却因此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不满。伯颜被罢黜后，朝廷宣布他有“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之罪[193]，同时标榜“更化”政策以宽慰民心[194]。我们知道，伯颜推行的诸种政策中反响最大的，正是废止科举这一项。虽然他后来还企图进一步排汉，但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由此可知，废科之举所引起的社会不满，已对元政权造成一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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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科举后不久，各地相继爆发了几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如广东朱光卿、河南棒胡、四川韩法师等[195]。这些起义与伯颜的废科排儒政策未必有什么联系，但它们在客观上却与反对伯颜废科排儒的舆论相呼应。这就进一步刺激了伯颜的狭隘族裔意识，促使他加剧民族压迫，借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企图用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来阻塞他们由吏入仕的前途，甚至提出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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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颜废科之举，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窝阔台时代戊戌科试的失败；他请杀五姓汉人，也叫人想起当时别迭等人处置中原的主张：“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197]。然而，窝阔台时代的蒙古贵族，基本上是站在草原文化的立场上排斥和反对汉文化。而对于伯颜，我们却找不到充分证据可以说明他反对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他不过是企图借此打击政敌、进一步垄断个人及其集团对该王朝的控制权罢了。伯颜乞灵于旧文化的残余影响，与其说为了全面复兴旧文化，毋宁说是把它当成某种策略手段去实现他的个人目的。当然，正因为他企图用政治上的倒退来保障自己专权，所以，如达尔德斯已经指出的，其方法和效果，甚至比起燕铁木儿来亦远为逊色。结果也十分耐人寻味。元朝最初的科举尝试中止于耶律楚材的失宠，而伯颜的倒台却立即导致了被他所废止的科举制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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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六年初，伯颜的侄子脱脱在顺帝支持下，趁伯颜在柳林飞放，卸其军权，将他斥出京师。同年底，即以复行科举诏告天下。至正元年，全国重新开设乡试。从这时候起直到元末，共开九科。加上延祐至元统七科，有元一代，共设科试十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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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科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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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将元代十六科中选人数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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