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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延祐之后，由于以理学科士，“经说萃于一家，按其形模而脱墼焉，不敢以自异也。有司守固陋而程式之”[277]。“教者、学者见小欲速之，心得以乘之”[278]。这就重复了“宋末反覆虚演，文妖经贼之弊”，“不免于前日之涉猎剽窃而无沈潜自得之实”[279]。不过这时候是把朱熹的训说当成新的教条和章句传注罢了。“旁行侧注，挈纲立目，茫乎皓首不足以窥其藩篱，卒至于圣人之经旨莫之有解”[280]。朱学一经变成新的章句传注，就失去了原先曾有过的创造力，因而影响了它在理论深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看来，科举之设，固然有利于理学的横向传播，但同时也用功名的羁绊限制了士人对学术的自由探求。明朝规定考试用八股文体，答卷必须严格按照两部“大全”的说教为标准，思想束缚进一步加强。“科目设而圣贤之学微”，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是一点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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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元朝版图辽阔，大批少数民族进入汉文化中心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行科举制度，其影响范围，当然要比前代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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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设科后，南至南海[281]，东至高丽[282]，都有赴京赶考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科举对西北诸族的影响。中元以后，入居内地的西北诸族人受汉文化影响程度颇深。元末，许有壬向朝廷建言取消宪司中通事一职。因为“今各道监司大率多通汉人语言，甚不通者虽时有之，而二十二道之中盖可屈指而知也”[283]。实际上不止通汉人语言而已。“朝议以蒙古色目氏参佐簿书曹官”[284]，说明他们已多能处理汉文的文书。这时候还有人建议蒙古、色目进士当明一经[285]。元后期出现丁鹤年、萨都剌等一批汉文化修养很高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正是以蒙古、色目人的汉文化程度普遍地有所提高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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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有意乎礼乐之事，则人皆慕义向化矣。延祐初诏举进士三百人，会试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咸囊书橐笔、联裳造庭而待于有司，于时可谓盛矣”[286]。在西北各族接受汉文化影响的过程中，科举制度应当起了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可惜由于史科的缺乏，对这一点目前还无法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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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6辑（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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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卷2，《太宗纪》。按术忽（此据志文）一名当来自术忽，即波斯语Juhud（源自阿拉伯语Yahūdī，译言犹太人）的音译。但此人名字在《太宗纪》、苏天爵《陕西乡贡进士题名记》（《滋溪文稿》卷3）、李庭《郭时中墓志铭》（《寓庵集》卷6）等文中皆作术虎乃，一音之转，又成了一个基督教教名。术虎乃当即月合难（Johanan）的异译，系从John（元代译为术安，今译约翰）演化而来。按John叙利亚文作Iouhanan（即Johanan），作为景教徒的教名，唐代已传入我国，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两侧署名即知（佐伯好郎：《景教的研究》，东京，1935年，页603）。许有壬《上都孔子庙碑》（《至正集》卷44）作木忽，木字恐系术字之误。清刻本《元史》卷2《太宗纪》妄改作摩和纳，尤不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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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阅陈东原：《辽金元之科举与教育》，《学风》2卷10期（1932年）；杨树藩：《元代科举制度》，台湾《中央政治大学学报》17（1968年）；有高岩：《元代科举考》，《史潮》2卷2期（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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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识人与科举》，《史林》42卷6期（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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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元珠（Yuan-chu Lam）：《元史选举志译注之一》，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哈佛大学，1978年，打印本页17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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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试儒人免差》，《庙学典礼》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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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许有壬：《上都孔子庙碑》，《至正集》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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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先利用丁酉诏令这一珍贵史料并将它与元志互相比照的，是柯劭忞。参见《新元史》卷64，《选举》一。所谓“入仕”，应指由朝廷除授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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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议事官当时又称详议官。“天下既定，中书令耶律楚材奏，遣使分诸道设科取士。中选者复其家，择疏通者补郡县详议。”见刘因：《寇靖墓表》，《静修集》卷17。大蒙古国时期，各级官衙辟署详议官或议事官屡见于史载。这些人都是以“招置幕府”、“延致宾幕”的方式罗致而来的。语见《元史》卷159，《宋子贞传》；张养浩：《济南刘氏先莹碑铭》，《归田类稿》卷8。其他如太傅国公府议事官，见李庭：《来献臣墓志铭》，《寓庵集》卷6；陕右行省议事官，见王博文：《李庭墓碣铭》，前引书卷8；大名课税所详议官，见陆文圭：《孙泽墓志铭》，《墙东类稿》卷12。又，元制以经历、知事、照磨为首领官，总领六曹，职掌案牍，称为宾幕，见郑玉：《送郑照磨之南安序》，《师山集》卷3。科举之士任首领官之职，在元代累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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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耶律楚材：《寄宋德懋韵三首·其二》，《湛然居士集》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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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萧启庆：《元代的儒户》，《东方文化》，香港大学出版社，16·1-2（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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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傅若金：《赵思恭行状》，《傅与砺文集》卷10；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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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佛祖历代通载》卷21，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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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杨奂：《于真人碑》，《还山遗稿》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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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太宗纪》转引《大方通鉴》。关于考试僧道的结果，据《佛祖历代通载》，无退落者。也有史料说凡试经通者方许给牒受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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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于儒户蠲免差发的范围，参见萧启庆在《元代的儒户》一文中所作的详细研究。对中产之家而言，丁粮重于地税，所以对儒户征收地税而不收丁粮，是一种优待。比较困难的问题在于，杂泛差役的蠲免究竟是及于在籍儒户全家，抑或仅及儒生本人。不少述及戊戌选试的材料，都明确指出对中选者“给复其家”。胡祗遹甚至还把这种优遇与金朝作比较说：“亡金举子到殿，免身杂役。我朝全免一家差发，延及子孙，恩莫厚焉”（胡祗遹：《语录》，《紫山集》卷26）。当时的蠲免及于全户，似乎不容置疑。萧启庆认为，中统至元以后，这一蠲免“显然解释为仅免儒士本人”。他列举的材料确实能够支持上述论点。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史料说是蠲免全户的。刘敏中《济南府学至大四年大成至圣文宣王加封圣号记》云：“国家以神武拯斯民，以人文弘治道。凡户以儒籍者世复其家，民从之学者，复其身”（见《中庵集》卷11）。根据程钜夫的记载：“至元十三年试诸郡儒生于真定，余五百人，君中高等，例复其家”（程钜夫：《权秉忠墓志铭》，《雪楼集》卷22）。甚至到元代后期，许有壬仍说：“圣朝戊戌之试，复其家者，子孙于今赖之”（许有壬：《王濯缨集序》，《至正集》卷32）。看来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史料，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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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叙利亚编年史》，页411—412，转引自施甫勒：《蒙古人史》，纽约，1972年，页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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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梁赞诺夫斯基：《蒙古各部习惯法》，哈尔滨，1929年，页58。札撒中阿里别（Ali-Bek，Bek今译伯克）和阿布答莱孛（Abu Taleb），大概是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兄阿里（Ali）及其父亲Abū Talib。参见《伊斯兰百科全书》，莱顿，1913年，页28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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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萧启庆对于成吉思汗时代给予释道的豁免，究竟是仅及全真教及海云门徒抑或包括全部僧道，认为不能肯定。但从《1223年盩厓重阳万寿宫圣旨碑》碑文以及《1261年林县宝严寺圣旨碑》所称引的成吉思汗圣旨来看，它无疑赐及全体僧道。参见蔡美彪编：《元代白话碑集录》，页1、22。又，参见《金石萃编补正》卷4载录的诸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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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耶律楚材：《再和西庵上人韵》，《湛然居士集》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