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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会凝固在社会制度中。中国传统的国家法制，实际上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制度化，这就是所谓“儒者之说，其精者为道德，而粗者为礼乐刑政”[237]。以儒家学说为标准考试取士，虽然有各种弊端，但从根本上来说，它在意识形态方面保证了入选官僚在素质上与其所维护的传统法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意味着国家在保障地主对农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方面的责能，而且意味着它作为各对立阶级之间的调节器，必须用儒家思想来约束统治阶级自身的过度行为，以便在某种程度上减缓统治阶级的腐化速度以及对抗性矛盾不可避免的激化趋势。传统国家机器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调节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取决于掌握这个机器的官僚素质。科举制度对于传统国家官僚构成的积极意义，正表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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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前所述，忽必烈虽然在立法度、定纪纲、奠立传统大一统的国家规模方面倚靠儒生，并在很大程度上采纳儒家学说，但在遴选具体管理和操纵国家机器的各级官僚时却排斥了科举的传统地位，不用儒生。取代儒生大批涌入中下层官僚机构的，是缺乏正统的儒家思想熏习教冶的胥吏令史。用当时人的话说，他们以刻薄文法、精深薄书相尚，捱蹭岁月，“一旦得用，如猛虎之脱槛、饥鹰之掣韝”[238]。国家即使有善政良法，付诸实行，也“往往误于胥吏。将以除弊，反足厉民”[239]。显然，这种选仕制度损害了官僚素质与传统法度之间的内在谐调，破坏了国家机器理应具有的前述调节作用。其结果既加速了吏治的腐败，也催化了整个社会状况的恶化。元人认为，“吏多贪贱而儒流知有仁义”[240]，舍彼而用此，后患无穷。“坏天下国家者，吏人之罪也”[241]。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因为如此，明初澄清吏治的重要措置之一，就是一反元代用吏之道而行之，明确宣布“黜吏用儒”[242]。科举制度在遭致被贬斥命运时，恰恰从反面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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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王朝最先把程朱理学规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从而标志了中国科举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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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虽然产生于两宋，但在当时并没有取得经学正统的地位。南宋末年，朱熹的四书训说被立于学官，科试亦始许用朱注。不过这时候，它至多只是允许采取的诸家学说之一。在取录儒生时，他们是否信奉理学不具有任何意义。科举制度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43]。在北方，金朝的科举基本上承袭唐宋遗制。窝阔台时期推行于华北的戊戌选试，就断代的科举史而言，可视为元朝科举之滥觞，但从整个科举史发展的阶段性来说，它在性质上仍然类似于金宋旧制。对于这一点，元人自己也有相当明确的意识。苏天爵一方面肯定仁宗颁布的考试制度“革近代声律之陋，……非章句括帖之是尚也，……非雕虫篆刻之为工也”[244]。而另一方面，他还是把戊戌选试归于“金宋贡举旧制”[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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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仁宗改革科试旧制，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定理学于一尊。这时候，朱熹在《贡举私议》中的主张被完全采纳。四书和《诗经》都必须采用朱注，《周易》主程、朱氏之说，《尚书》以蔡氏为主。蔡氏者，指朱熹门人蔡沈，他的《书集传》就是在朱熹授意下写成的。《春秋》用程颐私淑胡安国作的传，他是建宁崇安（今福建崇安）人，与朱熹曾寓居的建阳（今福建建阳）同属建宁府。这样，除《礼记》尚用古注疏，《春秋》许并用左传、公羊、谷梁三传外，其他儒家经典一律以程朱理学的阐发附会为本。无怪乎袁桷要惊叹“师友授受宗于一门、会于一郡，……何其盛也”[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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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始行，江浙乡试官邓文原“虑远方之士未悉上意”，大书《贡举私议》而揭示之，提醒诸生不要复蹈异时场屋之弊[247]。用程朱理学为科士标准，大抵是严格的。冯翼翁参加1320年乡试，经义与胡氏小异，将为考官摒斥。欧阳玄等以其赋奇俊如“太华峰尖忽见秋隼”，亟力荐之，遂擢名礼部。但此人最终仍以不专主胡传下第[248]。就文格而言，这时发生的变化也是明显的。“今科目聿兴，悉更旧弊。题不断章，文不绮靡，一是皆以明经为本”[249]。甚至对当时文风极为不满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它与宋末的时文相比，不无差异[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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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在科试方面的改革，实际上开启了一代之制，为明清所承袭。明初对唐宋取士“但求词章之学”提出严厉批评，同时对胜国“依古设科”则予以肯定[251]。永乐时，科试完全废除古注疏，用胡广《四书大全》、《五经大全》。这两部大全，几乎全部抄自元代理学家的著述。自元起中经明代，直至清末改革科举制度，以理学科士，维持了近六百年。延祐之制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法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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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朝科举制度对理学、尤其是小学的普及和传播，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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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这一点，首先需要从两个方面简单概括一下延祐设科前儒学发展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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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宋亡以后，科辍士散，儒学的发展出现了少有的不景气局面。“科场废不用四十余年”，“时文之弊”固然“扫地矣”；然而同时，“学士老弃林邱，遗书束之高阁”[252]。甚至江南后生，亦废弃学业，“渐趋刀笔之习”[253]。人们原先比较容易看到的，是科试启利禄之门，人重得失，产生欲速而求捷的弊端。现在，他们更寒心地看到，“舍是（指科举）无与言仁义云尔”[254]！比较了科废前后两种局面，他们的结论是：“先儒谓科目设而圣贤之学微，今科目辍而圣贤之学益微”[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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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仍然以研习儒学为业的士人中间，理学传播的规模亦很有限。宋亡“三十年来，新说新语甚众，甚者诋訾建洛”[256]。士人多“浮艳以为诗，钩棘以为文，贪苟以为行，放心便己以为学。是皆畔于圣人而朱子所斥者。既陷溺不自拔，而诋訾以盖之”[257]。这是至元、大德间的情况。延祐开科，“新学”为“诸儒非所素习”[258]；即使是不少以硕学知名州郡的南宋遗老亦应试不中。这只能说明，理学在与金宋遗习的竞争中显然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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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方面的情况，在科兴之后，都有明显的变化。社会上读书的人毕竟多起来了。“人之所以厉于学，科目之兴也”[259]。非但如此，朝廷设科，“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260]。治经术者自是始悉弃旧习而祖从朱氏。这一转变在教育和文学中也有所反映。“延祐未设科之先，郡县学校袭前代故常，季考不废，但经义务穿凿、词赋拘声病，其塗、其政、其习益陋。及大比宾兴，然后芟扫前弊，尊崇正学。由是圣经旨趣日月于人心之天矣”[261]。这是说学校，再看文坛。设科后，“士亦未尝废诗学，而诗皆趋于雅正”[262]。对元季诗歌创作的另一种评价认为：“自科举之习胜，学者绝不知诗。纵能成章，往往如嚼枯腊”[263]。虽然两种观点截然相反，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肯定科试和道学对文学所发生的毋庸置疑的影响方面，它们却绝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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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学内部的学派之争来看，中元以前，朱、陆之学各有地盘。朱学虽为大宗，陆学犹能独行于临川、四明、番昜地区。后来科选悉主朱子之说，学者皆徇时以希宠，致使陆学“虽三郡之士亦莫之或讲矣”[264]。可见延祐科复不仅帮助理学压倒了两汉以来相沿上千年的传注词章之学，而且也帮助朱学一时压倒了理学的另一派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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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儒家学说在长期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理学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它给予儒家传统哲学以一个从未有过的精致形式。第二，它强调“小学”的重要性，体现出理学竭力要表彰的儒家对培育人格根基的高度关注。元朝科举制度促进了理学的传播，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小学”的传播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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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汉到宋代，所谓“小学”，指的实际上就是“书学”，即文字学[265]。童蒙课字用《千字文》、《蒙求》等读本，主要是借以识字，“所教庞杂，篾养正之功”[266]。朱熹最先在复隆古之制的口号下，把小学提高到“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事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的地位[267]。道学家们认为：“孝弟忠信之质，所以蚤培而豫养之者，莫急于此时也。陵犯虚伪之根潜伏于此而不自知，则少成若性，待其长而责之以孝弟忠信难矣”[268]。所以，“依小学书习敬身明伦之事，以封培大学根基，此又在读书穷理之先者”[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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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宋代，“小学一皆肄简家塾而已”[270]。元世祖末，诏令州县学、书院设小学教谕[271]。但小学仍不普及。当时人说，朱子所著书，大抵《易本义》、《四书注》、《小学》最为完备。三书中“小学书”最益于人，“人无读者，良可悯痛”[272]。元仁宗时议行科目，“诸经传注合有所主，将以一道德、同风俗，非使学者专门擅业，如近代五经学究之固陋也”[273]。用朱子之学一道德、同风俗，首先就意味着“封培根基”。张养浩谈到科试改革时就这样激励诸生：“先正许衡在世祖朝以为博学，则所业者不外小学、四书，以为行不可及，则所践履不过人伦、日用，以为雄文大笔，则终身未尝略及世儒词章。然而所以获从祀圣人者，果何事耶？诸生试以此求之，则于国家立极化民之意，庶无负矣”[274]。由于国家竭力提倡，理学有科试为之羽翼，得以有较大规模的推广，小学的影响亦随之扩大。相比之下，“八岁入小学”的情况，可能比“十五岁入大学”更普及[275]。如果说元朝科举制度没有刺激出卓有成就的理学大家，那么它对于理学、尤其是小学的推广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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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朝科举制度在促进理学横向推广的同时，也已经明显地呈现出将理学引向僵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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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它自身的合理性。汉代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有严格的师承家法。各学派都固守师说，不敢违背，只能敷演附会。疏上加疏，代相授受，结果是叠床架屋、博而寡要，甚至皓首不能穷一经。这种繁琐的训诂传疏、博士章句走向反面，导致儒学的中衰。唐宋科举取士，以诗赋中选的进士，声望地位都高于以经义中选的明经。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因为汉学以破碎经文为务，在学术上已经没有出路，所以士人们都把创造力投入创作，以争奇斗艳[276]。程朱理学摒弃汉儒传注，主张直接从经典原文中去领略先儒的真意。所以他们声称自己直溯孔孟，接续了孟子以后中断千余年的道统。正是这种革新精神，使他们得以从汉学的死胡同中走出来，融会佛教和道教学说中的某些养分，有所创造，因而为儒家哲学提供了若干新的东西。这是它最终能够战胜章句注疏之学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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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延祐之后，由于以理学科士，“经说萃于一家，按其形模而脱墼焉，不敢以自异也。有司守固陋而程式之”[277]。“教者、学者见小欲速之，心得以乘之”[278]。这就重复了“宋末反覆虚演，文妖经贼之弊”，“不免于前日之涉猎剽窃而无沈潜自得之实”[279]。不过这时候是把朱熹的训说当成新的教条和章句传注罢了。“旁行侧注，挈纲立目，茫乎皓首不足以窥其藩篱，卒至于圣人之经旨莫之有解”[280]。朱学一经变成新的章句传注，就失去了原先曾有过的创造力，因而影响了它在理论深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看来，科举之设，固然有利于理学的横向传播，但同时也用功名的羁绊限制了士人对学术的自由探求。明朝规定考试用八股文体，答卷必须严格按照两部“大全”的说教为标准，思想束缚进一步加强。“科目设而圣贤之学微”，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是一点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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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元朝版图辽阔，大批少数民族进入汉文化中心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行科举制度，其影响范围，当然要比前代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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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设科后，南至南海[281]，东至高丽[282]，都有赴京赶考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科举对西北诸族的影响。中元以后，入居内地的西北诸族人受汉文化影响程度颇深。元末，许有壬向朝廷建言取消宪司中通事一职。因为“今各道监司大率多通汉人语言，甚不通者虽时有之，而二十二道之中盖可屈指而知也”[283]。实际上不止通汉人语言而已。“朝议以蒙古色目氏参佐簿书曹官”[284]，说明他们已多能处理汉文的文书。这时候还有人建议蒙古、色目进士当明一经[285]。元后期出现丁鹤年、萨都剌等一批汉文化修养很高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正是以蒙古、色目人的汉文化程度普遍地有所提高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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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有意乎礼乐之事，则人皆慕义向化矣。延祐初诏举进士三百人，会试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咸囊书橐笔、联裳造庭而待于有司，于时可谓盛矣”[286]。在西北各族接受汉文化影响的过程中，科举制度应当起了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可惜由于史科的缺乏，对这一点目前还无法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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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6辑（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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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卷2，《太宗纪》。按术忽（此据志文）一名当来自术忽，即波斯语Juhud（源自阿拉伯语Yahūdī，译言犹太人）的音译。但此人名字在《太宗纪》、苏天爵《陕西乡贡进士题名记》（《滋溪文稿》卷3）、李庭《郭时中墓志铭》（《寓庵集》卷6）等文中皆作术虎乃，一音之转，又成了一个基督教教名。术虎乃当即月合难（Johanan）的异译，系从John（元代译为术安，今译约翰）演化而来。按John叙利亚文作Iouhanan（即Johanan），作为景教徒的教名，唐代已传入我国，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两侧署名即知（佐伯好郎：《景教的研究》，东京，1935年，页603）。许有壬《上都孔子庙碑》（《至正集》卷44）作木忽，木字恐系术字之误。清刻本《元史》卷2《太宗纪》妄改作摩和纳，尤不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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