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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于泰和诸法典今已全部佚失，这一类“旧例”成了关于金代法制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参见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篇》，东京，1959年版，页459。仁井田陞等人曾计划进一步搜检诸书，将散见的金代律令加以裒辑编次，以部分地复原泰和法典。其后，台湾学者叶潜昭在他的《金律之研究》一书中，发表了由他完成的泰和律辑佚工作。见小林高四郎：《关于元代法制史上的旧例问题》，《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記念論集·历史篇》，东京，1977年。关于“旧例”对于研究元代法制史的意义，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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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宋景祁：《赵仲墓志》，《山右石刻丛编》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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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本学者认为，蒙古对北中国统治的确立，在1215年或1217年之后，此处仅指其大致年代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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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姚燧：《高泽坟道碑》，《牧庵集》卷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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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太宗之八年丙申（1236年），州县守令上皆置监。”见姚燧：《谭澄神道碑》，《牧庵集》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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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蒙古灭金后，在中原汉地“析天下为十道，沿金旧制，画界保之”，企图加强对世侯的控制，在北方引起一场政治斗争。见王磐：《张柔神道碑》，《畿辅通志》卷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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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岁辛亥（1251年），朝议吏（厘？）定官制，州郡武职多见易置”。见刘敬立：《王氏世德碑》，《山右石刻丛编》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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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关于藏亡法，可参见元好问：《严实神道碑》，《遗山集》卷26；刘因：《段直神道碑》，《静修集》卷16。这个法令，当源于成吉思汗的札撒：“凡发现逃亡之奴隶及战俘而不将其送回主人者处死”，“凡未经主人许可而将衣食给予战俘者处死”。参见梁赞诺夫斯基：《蒙古各部习惯法》，英译本，哈尔滨，1929年，页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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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元典章》卷22，“恢办课程条画”。条画颁于中统二年（1261年）。但其部分内容属于“今因旧制，再立明条”。另据《经世大典序录·五刑》，亦可知对私盐等罪的科刑，确系沿用“建元以前”的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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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元史》卷125，《布鲁海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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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蒙古人屠宰牲畜严禁抹喉，而是将牲畜四肢缚住后，把手伸进被剖开的牲畜胸腹，按住它的心脏，直到它死去。这样的屠宰法，使牲畜的血仍有相当部分可以保留在躯体内。又，蒙古人在处死宗族成员或其他出身高贵的敌人时，常采取“教杀时血不教出”的处决方式，似乎以为这样做将会给逝者在冥界带来某种好处。上述颇为特殊的屠宰法应与“教杀时血不教出”的处决方式具有某种相类似的出发点，大概被认为这样做会有利于牲畜在“另一个世界”中的繁衍。如果这个推论能够成立，那么蒙古统治者用严厉的手段强制推行这种屠宰法，同样是出于其切身利益的考虑。因为牲畜正是游牧民最主要的财富。参见梁赞诺夫斯基：《蒙古诸部习惯法》，页57；《元典章》卷57，《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元朝秘史》第210节；《鲁卜鲁克行纪》，柔克义英译本，伦敦，1900年，页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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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元史》卷125，《布鲁海牙传》。以札撒为代表的蒙古法与中原汉地长期实行的传统刑法颇不相同。蒙古札鲁忽赤以蒙古法治汉地，也是造成汉地刑制混乱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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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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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魏初：《梁瑛神道碑》，《青崖集》卷5；杨奂：《汪世显神道碑》，《还山遗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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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元朝名臣事略》卷10，“平章宋公”引李谦《宋子贞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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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胡祗遹：《送冯寿卿之官无极令序》，《紫山大全集》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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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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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元史》卷158，《姚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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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刘因：《寇靖墓表》，《静修集》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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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王恽：《荆祐墓碣铭》，《秋涧文集》卷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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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元明善：《董文直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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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王旭：《康玉墓碑铭》，《兰轩集》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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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胡祗遹：《蒙古神道碑》，《紫山大全集》卷15。这件史料提到“元戎察罕知公廉明宽仁，每遇诸路解送死囚，即委公审问”。可知对死囚的复审制度，在蒙古国时期亦已部分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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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元史》卷102，《刑法志》一。中统后，对《泰和律》的量刑标准已实行折抵制度，绝对谈不上什么“颇伤严刻”。因而这段话只能被理解为是指的中统以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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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王恽：《论重刑决不待时状》引，《秋涧文集》卷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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