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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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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元史》卷58，《地理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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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元史》卷157，《刘秉忠传》。参见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元史论丛》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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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刘敏中：《萧君弼神道碑》，《中庵集》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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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姚燧：《袁湘神道碑铭》，《山右石刻丛编》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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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见《元史》卷2，《太宗本纪》；卷95，《食货志》三，“岁赐”。并参见松田孝一：《蒙古的汉地统治制度》，《待兼山论丛》第11号（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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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见《大元马政记》（广仓学宭丛书本），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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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耶律楚材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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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中堂事记》上，《秋涧集》卷80；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8·4（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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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克劳逊：《13世纪前的突厥语词源学辞典》，页442；纳捷廖耶夫等：《古突厥语辞典》，列宁格勒，1968年，页542；嘻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卷1，何锐汉译本，北京，2002年，页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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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爱宕松男：《元朝税制考》，《东洋史研究》23·4（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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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魏初：至元八年（1271年）奏议，见《青崖集》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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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语见余大钧等汉译：《史集》第2卷，北京：1997年，页308。又据同书，都哇、海都之乱时，成宗母后曾说：“汉地（按、此指华北）、南家思（按、此指南宋旧土）和我们的兀鲁思都很大，而海都和都哇的地方则较远”。此处“我们的兀鲁思”，亦即大兀鲁斯之意，见上引书页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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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元朝秘史》第269节说，窝阔台继任大汗后，此前负责监国的拖雷把过去护卫成吉思汗的万人怯薛和qol-un ulus（旁译“在内百姓”，札奇斯钦汉译为“中央［本土］的人民”）如数点交给斡阔台。除“百姓”、“百姓每”（ulus-ut，ulus的复数形式）而外，秘史还将ulus旁译为“人烟”、“国”（即国土之意），见第139节、第81节、第180节等。按、中央兀鲁思的概念，应起源于蒙古高原游牧文化中分部众为左、中、右三翼的传统。在最原初的蒙古分封体制中，左、右两翼分别由成吉思汗三子与诸弟的兀鲁思构成。中翼即qol-un ulus则是大汗直接统治的部众与土地。另外，成吉思汗幼子拖雷长期随其父参与中翼军队的作战行动。属于他所有的忽必亦儿坚及其牧地，也从一开始就位于中央兀鲁斯的范围内。他移交给窝阔台的qol-un ulus中，当然不包括这部分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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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元仁宗与中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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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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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元武宗病死。越二日，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皇太子废前行政中枢尚书省，旋即对几乎所有尚书省宰执或诛或流[1]。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于大都，是为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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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仁授受是中元政治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在忽必烈奠定立国规模以后，成宗、武宗两朝奉行“惟和”政治十七年。到仁宗执政，元廷明确地把遵用儒术提升为“从新拯治”的重心；皇庆、延祐年间因而以元朝的“儒治”时期而著称于世。元末士人回忆起1310年代，或曰“我朝重儒，于斯为盛”，或曰“尊尚儒学，化成风俗，本朝极盛之时”[2]。这在当时应是很普遍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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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成宗向来被认为是恪守忽必烈遗规的君主。诚然，祖孙两朝间的政治延续性至为鲜明，以至人们常以“至元、大德之政”相并称。但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忽必烈在世时，元朝制度体系与基本政策中的汉法与蒙古—回回法成分，始终是在相互制约的张力下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的驾驭，不仅取决于其制度结构及各种硬性、机械的政策指令本身，同时也需要凭藉大汗个人的权威与政治手腕。成宗可以继承乃祖“成宪”，却无法通过世袭来获取忽必烈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文治武功中所积累的个人感召力和实际政治经验。他只有转向自己更熟悉的草原政治的资源，去寻求能够加强自身统治基础的支持。成宗的“重简守成”，突出地以“惟和”为施政重心，不能不说用心深矣[3]。依据这一国策，元贞、大德间，元廷对外停止了忽必烈后期连年的征伐，但是内政却演成姑息种人、臣下，“绳吏法宽”，恤民有不足而“吏弊连根株”的局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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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武宗执政时，“惟和”政治在“溥从宽大”的标榜下继续盛行[5]。“宽大”的对象，实际只是贵族、近幸和高级官僚。他即位初重赏朝会诸王勋戚，给者未及半而府库为虚。此后请赏者仍相踵不绝。财用不支，以滥封作补偿。世祖时封一字王之制甚严，成宗尝稍破其例，至是则新受晋封者多达十五六人，且大多为疏族、甚至驸马。省、院、台大臣员额也比前朝大增。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微至优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参政者，……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选法的败坏必然与吏治紊乱并存。《元史·武宗纪》反复载录朝臣对政事废弛的尖锐议论。甚至朝廷制命，也“朝出而夕改，于事甫行而止者随至”。中秘机要外泄不绝，“诏稿未脱而奸民已复群然颂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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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面，自大德六年（1302年）以往物价的暴涨，到武宗继位后两年多仍未止息。至元钞的贬值似已积重难返[7]。至大二年秋，武宗决意专任尚书省理财。九月颁“至大银钞”，承认至元钞贬值一倍半，中统钞则因面额与实际价值严重不符而停用。不久又发行铜钱，并许历代铜钱相参行用，以信誉较稳定的小面额金属辅币来平抑日用品零售领域中物价的过份波动。尚书省的其他措施，包括大幅度提高海运粮数量以稳定京畿粮价，提高盐引价格，对江南富户征取高收入税，追征各地逋欠钱粮，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以“拘田之米”补京师米粟不足。这些作法，多与忽必烈时期尚书省的举措很相似，但在实行方面还要比那时来得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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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武宗朝的积弊，主要根子在“溥从宽大”的政纲。至于尚书省的理财方案，甚至还颇有可取[8]。但在元仁宗清算前代朝政时，尚书省却以“变乱旧章”的罪名遭致最严厉的谴责。这里面固然包含着权力斗争中的策略考虑。虽然如此，它还是突出地反映出武仁两朝不同政治倾向之间的巨大反差。与“惟和”或者“溥从宽大”的主张相反，儒家学说多强调用强化君权、澄清吏治来整顿纲纪的废弛和宗戚的跋扈。另外，儒家学说强调节流而讳言开源，关注除弊而不喜兴利，认为“利源不可启，以其一启而不可复塞也”[9]。此种见解与尚书省以开辟财源、增加岁入为着眼点的各种措置，也正好针锋相向。由此可知，元仁宗要以儒治国，需要如何全面地修正在他之前十多年中元廷施政的基本出发点，故而又会承受何等的阻力和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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