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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惟和”一词见张伯淳《大德改元贺表》，《养蒙集》卷1。贺表说“惟和”的对象是“小民”和“下士”，当然只能是脱离实际的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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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祖常：《赵思恭神道碑》，《石田集》卷12；刘敏中：《九事》，《中庵集》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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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溥从宽大”一语，见《至大改元诏》，《元史》卷22，《武宗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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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揭傒斯：《送程叔永南归序》，《揭傒斯集》卷8；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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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前田直典：《元朝纸币的价值变动》，《元朝史的研究》，东京，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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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则芬：《元史新讲》，台北，1978年，第3册，页347—366。扩大海运的收效至为显著，因为“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道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丘浚：《大学衍义补》卷34，《漕挽之宜》下）。以铜钱与楮币相权行用也是可取之策，所以杨朵儿只曾以铜钱“未可遽废”谏仁宗（《元史》本传）。惟外任官改颁禄米的标准，远低于相同品秩的官员原来可以获得的职田租额，且又阻断了他们对职田租户的额外勒索，因而受到大部分官僚的强烈反对。见沈仁国：《元代的俸禄制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辑合刊本（1989-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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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许有壬：《谨正堂记》，《至正集》卷36。又《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记其政见曰：“兴一利不如除一害，多一事不如省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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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尚书省诸臣中，最受人痛恨的似为三宝奴。当时人在诗歌里骂他“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富贵转头成鬼扑，奸谀到死带奴颜”。见刘埙：《三宝奴伏诛》，《水云村泯稿》卷5；尹廷高：《三宝奴丞相故宅，今为法藏寺》，《玉井樵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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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刘敏中：《皇庆改元岁奏议》引，《中庵集》卷15。姚燧所撰仁宗即位诏，见《国朝文类》卷9、《元典章》卷1、《元史》卷24。惟对附于诏文之后的“拯民急者”诸条画，诸书或略写或删削，未若刘敏中引述之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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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语见《元史》卷176，《刘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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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元史》卷183，《孛术鲁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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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刘岳申：《送吴澄赴国子祭酒序》，《申斋集》卷11；陶安：《送马师鲁引》，《陶学士集》卷15；杨维桢：《送范致道序》，《东维子文集》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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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师山集》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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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据达尔德斯：《征服者与儒家》（纽约，1973年），在崇尚词章、经义的东平学派和理学派之间，蒙古人所以更重视后者，是因为理学更直接地强调“其学说永恒不变的、并且大体上是很简明的政治和道德原则”，也比较地没有种族化、地域化的色彩。见页33—34。关于理学为什么会在宋元时期发展成为儒学主流，还可以从政治以外的其他方面去加以考察。从思想史演进的内在逻辑看，是禅宗“直指本心”的主张强烈地刺激儒家学说去寻求开发心性以实现自我提升的新途径。从文化史与社会变迁相互涵合的层面看，理学强调“为己之学”，是脱离世家大族背景的士人阶层最适宜的认同标识。见余英时：《中国近世伦理与商人精神》，载《士与中国文化》，上海，1987年；包弼德（Peter Bol）：《“斯文”：唐宋社会的思想转换》，斯坦福，1992年，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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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徐明善：《送汪子中序》，《芳谷集》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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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孟：《初科知贡举》，《元诗选》二集乙集引《秋谷集》。首科蒙古状元护都沓儿，有1318年应仁宗之命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墨迹传世，见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台北故宫丛刊甲种之18，台北，1981年，图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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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李存：《送李总管序》，《俟庵集》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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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危素：《余姚州经界图记》，《危太朴文集》续集卷1；黄溍：《倪渊墓志铭》，《黄金华集》卷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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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刘岳申：《孙正臣墓志铭》，《申斋集》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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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语见揭傒斯：《皇太后加尊号监修国史府贺表》，《揭俱斯集》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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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语见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9，《答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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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仁宗即位时，廷臣曾用皇太后旨，把登基仪式安排在答己旧居隆福宫。时法驾已陈，因儒臣劝阻，仁宗才临时改变主意，到大明殿举行大典。见《元史》卷175，《张珪传》。据邵远平《元史类编》卷7，答己此意，系出于阴阳家言。惟未详此说之所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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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元史》卷175，《张珪传》；卷33，《文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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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元史》卷24，《仁宗纪》一，至大四年三月。中华书局标点本此处点读似稍有误。或当读作：“以陕西行尚书省左丞兀伯都剌为中书右丞；昭文馆大学士察罕参知政事；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床兀儿，钦察亲军都指挥使脱火赤拔都儿，中书右丞相、知枢密院事铁木儿不花，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也速，知枢密院事兼山东河北蒙古军都万户也先铁木儿，遥授左丞相；仁虞院使也儿吉〔尼〕，太子詹事月鲁铁木儿，并知枢密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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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黄溍：《柏帖木儿家传》，《黄金华集》卷43。“以病去职”语见《元史》卷205，《铁木迭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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