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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拉施都丁的叙述，成吉思汗在从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Qa-laaldtit Elet，即合兰真沙陀）与王罕的鏖战中撤出以后，曾退到一条名为斡儿的河流（Or Müren）旁边整顿军队。关于这条河流，拉施都丁写道：“它在客勒帖该山（Keltegei Ghada，即建忒该山）地方，它（按指斡儿一名）既是河流，又是那较广阔的山地的名称。塔察儿（斡赤斤孙）家族的居地就在这里”[7]。建忒该山位于哈尔哈河流域，有《元史·太祖本纪》、《圣武亲征录》、《元朝秘史》等书可证。是知斡儿河或者斡儿山地亦位于哈尔哈河流域。对照上面引用的拉施都丁两段史文，结论是十分明确的：塔察儿家族在哈尔哈河流域的斡儿山区所据有的牧地，就是帖木格斡赤斤始封地的中心地区，而其份地扩展到哈剌温山以东，应当是后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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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率兵西征期间，斡赤斤以幼弟身份留镇漠北本部，他的份地又位于当日蒙古国的最东面。这就使他极便于朝着大兴安岭山脉以东去扩展自己的势力，就像术赤领地沿着蒙古国的西北界大幅度地向外推进一样。斡赤斤一家不仅在实际上取得了镇守辽东的藩王地位，而且至迟到塔察儿即位为斡赤斤后王的时代，已经攫取了大兴安岭东边的大片地区作为直接领属于自己的份地。窝阔台死后，斡赤斤企图用武力夺取汗位，被贵由处死，但是他家在辽东的势力，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很大挫伤。蒙哥死后，塔察儿以东道诸王之长率先推戴忽必烈为汗，由此获得忽必烈的恩宠。拉施都丁说，塔察儿“在忽邻勒塔大会和重大事件上，总是站在忽必烈一边，并且享有很高的荣誉和尊敬”[8]。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真正缓和元政府与斡赤斤后王之间争夺辽东地区控制权的斗争。据《高丽史》记载，塔察儿甚至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擅自管领。至元后期，斡赤斤后王乃颜反状日益明显。鉴于治理辽东政事的宣慰司“望轻”，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元廷罢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将辽东的地方行政机构升格为东京等处行中书省（治今辽宁辽阳市）。翌月，又北徙东京省治于咸平（在今辽宁开原县）。东京行省虽然不到半年就撤销了，但仍然成为催发乃颜之乱的直接原因之一。次年四月，斡赤斤后王乃颜联合成吉思汗弟哈撒儿后王势都儿和合赤温系诸王哈丹秃鲁干等举兵叛元。元朝与东道诸王之间的战幕就这样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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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二 忽必烈的出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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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年五月，忽必烈自上都出发北征。他所经过的第一个重要的地点就是应昌（旧城在今达来诺尔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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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赵岩《应昌路曼陁山新建龙兴寺碑》：“至元丁未（按，“未”字当为“亥”之误），世祖皇帝躬御六师，徂征弗庭。驻跸应昌之夕，一佛飞空，现金色身，如影如幻”。根据下文，“弗庭”者即指乃颜[9]。1893年俄人波兹特涅耶夫游历蒙古草原时，还在达来诺儿东南方向的达日罕乌拉山北侧见到过此碑，并录下了碑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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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忽必烈道出应昌之后的进军路线，似乎还没有发现充分的史料记载。黄溍《也速儿神道碑》曾说：“……宗王乃颜叛，（也速儿）扈跸亲征。给饷运筹，备殚其勤。既平乃颜，群臣从属车奏凯而归。王复与诸将留兵讨其余党金家奴、塔不，悉戡定之，乃还。上以王生事素薄，赐钞五千缗。王因奏：‘臣前出军至亦乞列思之地，有来供餽乡导者。’上命厚赏之。”[11]这段话里既有“扈跸亲征”之语，又云曾“出军至亦乞列思之地”，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忽必烈所部元军是经由大兴安岭东侧北进的。但是这与我们已经确知的忽必烈驻跸应昌的事实互相抵触。因为从上都进入辽东，完全可以取道潢河之南东行，而不必先向北绕道应昌。相反，出应昌后沿兴安岭西麓北行，倒是当日的渡漠干道之一。长春真人邱处机西游时就采取过这条路线。也速儿可能是随发至辽东的偏师进征而途经亦乞列思之地的；或者所谓“出军”，并不指元军最初阶段的出兵路线而言。无论如何，像屠寄和箭内亘那样，到大兴安岭东麓的潢河中游去追寻忽必烈大军的行踪，恐怕就有点南辕北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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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应昌北进，元军于六月壬戌抵达撒儿都鲁。这段路程一共走了十几天[12]。这时在忽必烈左右的部队，主要是博罗欢率领的五部军前锋和李庭所领汉军[13]。元军在这里先后与叛王将领黄海、塔不台遭遇。虽然元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忽必烈却乘象舆贸然临阵，“意其望见车驾，必就降”。但叛军强弓劲射，悉力攻击象舆。忽必烈被迫下舆御马[14]，并以汉军前列步战，迷惑叛军。塔不台惧中伏引退，被元军掩杀，大溃而去。在漠北地区乘象督战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所以这个细节也被穆斯林史籍和马可波罗纪录下来了[15]。此役亦因而名声大著，以至伯希和把它视为平定乃颜之乱的“主要战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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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寄大概是受洪钧“当日军情以辽河为要害”之说的影响，把撒儿都鲁与《蒙古遊牧记》著录的什喇陀罗海相勘同[17]。他的主张，无论从审音或地望来说都难以成立。据1:20万分之一图L-50-Ⅳ，在贝尔湖东南（东经117°42′48″，北纬47°33′强）有沙尔土冷呼都克。蒙语呼都克意谓井。是该井所在地名为沙尔土勒，它应当就是忽必烈乘象舆临阵督战的撒儿都鲁之地。其地望与史文所载距应昌十余日程也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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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随元世祖出征的高丽贵族洪万的传文，元军击退塔不台之后，遂自撒儿都鲁东行，“至乃颜之地，奉旨留蒙古、女直、汉军镇哈剌河。复选精骑扈驾，至失剌斡耳朵，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讨乃颜”[18]。这里的哈剌河，无疑就是流注于贝尔湖的哈尔哈河；所谓失剌斡耳朵（Sira Ordo，译言黄金帐），当即位于哈尔哈河流域的塔察儿份地中心，亦即斡儿山地之乃颜大帐。元军在这里“获乃颜辎重千余”[19]，不会是不战而获。史载乃颜曾“遣哈丹领兵万人来拒”，被元军击败[20]，大概即在此时。接着，元军主力就在玉昔帖木儿率领下直扑乃颜屯兵之地，以求与之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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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三 不里古都伯塔哈与失列门林的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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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昔帖木儿出军时，乃颜屯驻在“不里古都伯塔哈”之地，兵号十万。元军前锋玉哇失陷阵力战，终使叛军溃散。乃颜仓遑出逃，至失列门林，被元军追擒，俄而被忽必烈下令处死。那么，不里古都伯塔哈和失列门林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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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寄将不里古都伯塔哈断为两个词。其谓伯塔哈即《元朝秘史》中的孛勒答合（boltagha），译言孤山，这是正确的。至于他说不里古都意谓有柳，则未可遽从。按《华夷译语》卷上“鸟兽门”，黑鹰作不鲁骨惕。蒙古国时期的阿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在其写成于1241年的著作中附有一张蒙语词汇表，其中著录了burkui qush一词，译言鹰隼[21]。突厥语qush原意谓鸟，它也可以跟在各种鸟类专名的后面，用以泛指这个专名的类属，如toqan qush，意即猛禽之鸟[22]。所以，乞剌可思词汇表中的burkui，就是《华夷译语》的不鲁骨惕，它的正确的拼写形式应是börgüt，意即鹰隼[23]。而不里古都则是Börgüt-tü的音译。Börgüt-tü Boltagha，是谓有鹰之孤山，或即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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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蒙古地区以鹰隼为名的山岗不止一处。据清张穆记载，旧喀尔喀东路车臣汗部左冀后旗的牧地，“西南至布勒格图山，接达里阿爱牧场界”[24]。这座布勒格图山即鹰山，当在蒙古国苏赫巴托省浩勒布占至乌拉巴彦一线。又，克鲁伦河下游由东南流而折向东北流的大河曲之南，亦有哈喇真布尔古特山[25]。哈喇真为蒙语ghaljan的音译，译言秃顶、无树木的[26]。哈喇真布尔古特，意谓秃鹰山。但这两座鹰山，都不会是乃颜屯驻的不里古都伯塔哈。因为乃颜称兵后不久，土土哈即从杭海岭领军东来，疾驱七昼夜；渡土拉河，又奉命逆克鲁伦河而上，沿途肃清叛军，并将叛王“献俘行在所”[27]。可见哈尔哈河流域以西地区，当时并不在乃颜控制之下；所以《元史》在叙述元军从贝尔湖东南的撒儿都鲁向东，达于哈尔哈河流域时，方才说他们“至乃颜之地”。在当时情况下，乃颜不必要、也不可能在一座远离自己巢穴的孤山中结集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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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乾隆《内府舆图》，在大兴安岭西侧的喀尔喀必拉（哈尔哈河）和讷墨尔狠必拉（诺木尔金河）交汇处之东的三角地带，亦有一山，标注为额尔占布尔古特图阿林。康熙《皇舆全览图》用满文记注为Haljan Burgudtu，脱Alin（满语，译言山）一词[28]。我认为，这座秃鹰山，就是乃颜屯兵的不里古都伯塔哈。这是因为，一般地说，此地是联结大兴安岭西、东两侧交通要道的枢纽所在；特殊地说，斡赤斤后王的份地恰恰可以从哈尔哈河流域经过该地，再东逾兴安岭而向嫩江流域伸展。乃颜放弃了自己的大帐，撤至不里古都山地，并在这里结集大批军队，确实是使自己居于进退两便的战略位置。它既紧贴着位于大兴安岭东侧的广大后方，又十分有利于伺机出击进逼哈尔哈河流域的元军。从审音和对当日战争形势的分析来看，这一勘同似乎都可以言之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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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战中惨遭失败的乃颜，逃到失列门林就被元军生擒。据现在所知，失列门林这个地名在元代文献中仅此一见。研究它的方望，是一个有些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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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西辽河上游名西拉木伦河，是蒙语Sim Müren的音译，译言潢河。屠寄和箭内都说失列门林即为西拉木伦河。是则“门林”系蒙古语müren的汉字音写，译言大河。林字在元时似仍以-m尾收声，能否用它来记录-ren的读音，稍有可疑[29]。但这还不是太大的问题。最关键的是，潢河西邻上都，朝这个方向逃窜，无异乎自投罗网，想来必不为乃颜所取。所以对此还可以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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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发现确凿的史料能圆满地解决失列门林的今地问题，我们仍然试图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对其所在方位作一个粗略的估测，以待今后的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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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上述目的，首先需要考察一下嫩江平原和呼伦贝尔高原间的交通状况。今天这两地间的干道主要有三条。其北线大致上沿雅鲁河谷西北行，逾大兴安岭达于海拉尔河流域，此可置勿论。其南线则沿洮儿河西北行，至归流河叉为两道。一道逆归流河下游西行入山，至乌里吉勒河流域。至元二十五年土土哈平灭乃颜余党时，即循此路东逾大兴安岭。另一道则继续循洮儿河谷入山，逾大兴安岭而至哈尔哈河上源。这条路在蒙古国时必定也已经是便行之道了。因为我们知道，1213年，合撒儿奉命率左路军“遵海而东，取蓟州、平、滦、辽西诸军而还”，就是溯洮儿河返回漠北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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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元代连接大兴安岭两侧的驿路，采取的并不是沿雅鲁河或洮儿河穿越大山的路线。据《析津志》引元《经世大典·站赤》佚文，这条驿路，不是在位于洮儿河流域的塔鲁站，而是继续向北，至吉答站（在今黑龙江齐齐哈尔市西龙江）方才分道：“至北（按北当为此字之讹）分二路。一里（按里当为路字之讹）东行至失宝赤万户；一路西行至吾失温，其西接阿木哥”[31]。从吉答溯嫩江而上之东路诸驿站的定点已经解决了；位于呼伦贝尔高原的西路末尾几站的所在方望也已明瞭[32]。关键是自吉答往西逾越大兴安岭的驿道走向如何。恰恰是这个问题，与我们要探讨的失列门林的方望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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