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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伊斯坦布尔写本载录的乃颜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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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史集》伊斯坦布尔本第122面。本文作者使用的是陈得芝教授所示该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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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Ⅵ与表V的最大不同，是阿术鲁现在被填入塔察儿的直系，去顶替表V中的缺名人；而表V中原为阿术鲁所占据的位置，在表Ⅵ中改属shirbeki，并把他也列为塔察儿的儿子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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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表V和表Ⅵ，至少可以弄清楚以下四点：第一，表V中的缺名人，显然应当是shirbeki。第二，若将表Ⅰ、Ⅱ删去重出，那么它们与表V、表Ⅵ一样，以斡赤斤为乃颜四世祖。可见这一点在《史集》各种写本及《贵显世系》中都是一致的。第三，这样看来，能够排入从乃颜上溯到斡赤斤之间的直系祖先的人，除去无可置疑的塔察儿和只不干二者外，就不可能再有阿术鲁和shirbeki两个人，而只能包括他们其中之一。第四，表Ⅵ将阿术鲁列为塔察儿之子、乃颜之父；在表V中，阿术鲁未被列入塔察儿直系后人，而该表所空缺的乃颜之父的位置则颇可以推定属于shirbe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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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施都丁书的不同抄本关于乃颜世系的相异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们分别把乃颜列为阿术鲁或者shirbeki（亦即失儿不海）的儿子。其二则是对阿术鲁究竟是否属于塔察儿直系问题的不同答案。表Ⅵ把塔察儿、阿术鲁、乃颜列为祖孙三代，但表V非但用shirbeki顶替了表Ⅵ中阿术鲁的位置，而且根本就没有把阿术鲁划人塔察儿直系后裔。所以，如果我们有其他来源的材料能为阿术鲁是否塔察儿直系的问题提供旁证，那它也许就可能有助于解开乃颜生父究竟是谁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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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元史·宗室世系表》为我们提供了一项可以说是带决定意义的消息，虽然该表对于乃颜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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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阿术鲁非但不是塔察儿直系，而且实际上与塔察儿是平辈。在这一点上，德黑兰刊本似与《元史·宗室世系表》最为接近。排除阿术鲁为乃颜之父的可能性后，乃颜的真实世系也就只能是：斡赤斤——只不干——塔察儿——shirbeki（或失儿不海）——乃颜。这就是本文的结论。由是反观表Ⅳ，则俄译者所据汇校本，似乎是误将shirbeki与阿术鲁作为上、下两代一同列入塔察儿的后嗣，使乃颜成为斡赤斤的五世孙，遂与其他诸书俱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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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rbeki和乃颜父子因为反元失败，一个逃亡，一个被杀。塔察儿国王的这一支后裔，遂失载于《元史·宗室世系表》。如果没有穆斯林史籍中所保留的珍贵记录，乃颜世系也许就会永远再难为我们所确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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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四 乃颜之乱史事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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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廷平定乃颜之乱的战事，文献记载零碎而缺少连贯，过去已有不少考订。近日重读王恽的五言古诗《东征诗》[25]，发现它的写实性质极强，在很多方面可用以补证这段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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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五月亲征时，其军队主力是分两道北进的。忽必烈自率博罗欢的五部军和李庭所部汉军，以玉哇失统率的阿速军为前锋，由上都取道应昌北行。王恽诗曰：“寅年夏五月，海甸观其兵。凭轼望两际，其势非不勍”。海甸观兵，无疑是指忽必烈驻跸应昌时在答儿海子一带阅兵之事。该军在撒儿都鲁与乃颜部塔不台、金家奴所勒六万人相遭遇。时元军因久雨乏食，士气不高。忽必烈企图以大汗气势逼降叛军，遂乘象舆亲自麾军出战，却被叛军用乱矢射退。元军不得已而结阵不出，至夜深用火炮突袭敌阵，才将塔不台军击溃[26]。紧接着前引诗句，王恽相当详细地描绘了撒儿都鲁之役的经过。他写道：“横空云作阵，裹抱如长城。嚣纷任使前，万矢飞搀枪。我师静而俟，衔枚听鼙声。夜半机石发，万火随雷轰。少须短兵接，天地为震惊。前徒即倒戈，溃败如山崩”。元军起初受挫于塔不台的乱矢，在诗中用“衔枚”、“静俟”之类语词含混过去。除此而外，甚至在诸多细节描写上，这几句诗都写得十分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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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行天讨”的另一路军由玉昔帖木儿统领，他受元世祖之命总戎先行[27]。在撒儿都鲁之战后，他才与世祖所在的部队会合[28]。王恽在记述撒儿都鲁之役后接着写道：“臣牢最忾敌，奋击不留行。卯乌都间，天日为昼冥。僵尸四十里，流血原野腥。长驱抵牙帐，巢穴已自倾。”这段叙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先说它提到的卯乌都之战。玉昔帖木儿的碑传中只有“僵尸复野”的笼统记载，证之以《东征诗》，我们才了解其所指无疑即卯乌嗢都这场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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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乌嗢都”即“卯温都儿”，都是蒙语ma’u ündür的音译，意谓“恶的高山”。这在早期蒙古史上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贝勒津推测它位于今哈勒欣河与诺木尔根河近旁[29]。其方望与《元史·玉哇失传》内言及元军击溃乃颜十万主力军的不里古都伯塔哈（译言有鹰的山）几乎完全相同。则这两种史文所述，应是同一场战役。不里古都伯塔哈与卯嗢都儿或是异名同地，或是相离不远的两处山岭，因而被分别用于命名同一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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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以上勘同成立，那么王恽所说元军先与乃颜决战、再“长驱”捣毁其“巢穴”的描述就不大准确了。诗里所谓“牙帐”、“巢穴”，毫无问题是指位于大兴安岭西侧哈勒欣河流域斡赤斤份地内的“失剌斡儿朵”，它在当时由乃颜继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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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乃颜之乱的结局，《东征诗》所记，有三点颇值得加以注意。诗云：“彼狡不自缚，鼠窜逃余生。太傅方穷追，适与叛卒迎。选锋不信宿，逆颈縻长缨。死弃木脔河，其妻同一泓。”据此我们知道：第一，乃颜是与他的妻子一起被处死的，而且死后被扔进河里。第二，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忽必烈不愿面见被擒获的乃颜，遂命令将他立即处死。如果乃颜是在被擒拿处就地处死的，那么他死后被丢进的“木脔河”，或许就是《元史·玉哇失传》提到的擒获乃颜的“失列门林”之地。因而“木脔”和“门林”就应该被视作同一蒙古语辞müren（译言“河”）的异译形式，尽管用当时尚以-m收声的侵母字“林”来写-ren的音节是不太准确的。至于失列门林（或曰木脔河）的具体地望，学者中有人以为就是潢河（今西拉木伦河）。惟今绰尔河上游有一条支流，康熙《皇舆全览图》注记为sele bira，乾隆《内府舆图》译作“色勒必拉”[31]。满语bira译言河。是该河之名读为蒙语当即sele müren，似亦可用“失列门林”写其音。玉昔帖木儿俘获乃颜的失列门林，应当就是这条色勒必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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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诗歌交待了元廷对乃颜之乱的善后措置：“彼狡何所惜，重念先王贞，择彼顺祝者，其归顺吾氓。万落胁罔治，无畏来尔宁。”忽必烈没有完全取缔斡赤斤的兀鲁思，而是“择彼顺祝者”，另封兀鲁思汗。这个“顺祝者”，就是乃颜的伯父、塔察儿长子乃蛮带。他大概没有参与叛乱，并且率部加入了平定乃颜余党哈丹秃鲁干的行动。作为斡赤斤后王，他在武宗时被授予寿王名位。继承乃蛮带为斡赤斤兀鲁思汗者，是乃颜之子脱脱。延祐三年（1316年），脱脱受封为辽王[32]。乃蛮带的寿王之印，或许仍由他本人的直系子孙所袭受。《元史·文宗纪》有“寿王脱里出”等七部之民居辽阳境者告饥的记载，事在至顺二年（1331年）。这个脱里出被《元史·宗室世系表》列为斡赤斤之子，即乃蛮带从祖。如宗室世系表所记不误，则即使脱里赤生于斡赤斤被处死前后，他到至顺二年也应八十多岁了。毋宁认为，脱里赤的世次，大概是被宗室世系表编者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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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史之诗，绝大多数都是虚写的，颇难一一质实。但是王恽的《东征诗》却多以史实为据。就以诗证史的角度而言，这真是一篇难得珍贵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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