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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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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行省属于东胡—蒙古语族的居民，有契丹人以及元代进入这个地区的蒙古人。他们主要分布在行省的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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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流域曾经是契丹故地。在金朝，除留居故地者外，还有部分契丹人陆续被金政府从西北路或西南路等地强制迁徙到该地。金后期，契丹人耶律撒八、耶律窝斡起义失败，金政府解散了所有的契丹猛安谋克，甚至下令“辽民（按指契丹族）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15]。东北的契丹部落大半被强行离散。成吉思汗起兵朔漠时，东北契丹人在耶律留哥率领下乘机反金，数月聚众至十余万。留哥西觐成吉思汗后，不愿归附蒙古的契丹部众展转进入高丽。1219年，他们在蒙古军和蒲鲜万奴派遣的东真军队围攻下败绩，降众五万余。其中有极小部分留在高丽，后来高丽政府曾下令专置“契丹场”居之；大部分随蒙古军西返，仍归驻扎在临潢附近的耶律留哥统辖，之后又随留哥后人徙至广宁等地[16]。在此以后，这批契丹遗民很少再见于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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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叙述来看，当日东北地区的契丹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部分入元时早已被离散部落，杂处于它周围的汉、女真或其他诸族当中，因而逐渐为后者所吸收。另一部分，例如辽东乡兵中的契丹军和留哥所部等，尚能保持或重新恢复聚族而居的状态。然而无论如何，至迟到元明之际，这一部分契丹人，也由于被征调当军或其他各种原因而陆续离散，同样融合到周围的人群之中而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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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而外，在辽东乡兵之一种即乣军当中，或许还有一些属于东胡语族的部族。据蔡美彪《乣与乣军之演变》一文[17]，元代辽东的乣军，应即金季遗留下来的东北路乣人诸部的旧建制。这种情况似乎是很可能的。可惜关于元代乣军我们知道得实在太少了。如果诸如迪烈乣等土著部族军入元后确实仍然存在，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个迪烈乣就是由与契丹族属相近的东胡语族的部众构成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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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驻牧辽东的蒙古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先后被遣往该地区担任镇戍的蒙古军。其分布面较广泛，但流动性也较大；戍守重点，是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行省南部。他们（包括部分钦察、乃蛮等突厥语族军士）由枢密院通过设置在辽东的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东路蒙古军都元帅府辖制。另一来源则是跟随分地在这里的诸王勋臣一起迁徙来的蒙古部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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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蒙古的分封制度，辽阳行省有不少地区先后被分封给诸王和功臣们。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家。即位于宁昌路的昌王（亦乞列思部贵族孛秃后人）封地，位于泰宁路的辽王封地，和世袭国王爵位的木华黎后裔的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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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王是成吉思汗同母幼弟帖木格斡赤斤的裔孙。至元二十四年，斡赤斤玄孙乃颜叛于辽东，被忽必烈镇压。乃颜之乱平定后，原来属于斡赤斤后王而为元军“系虏”的蒙古、女真军户及部分其他人户，被括入国家版籍，其中有一些并被徙置江南等地。元廷在今松嫩流域立肇州城（城在今黑龙江肇州西南、松花江畔），迁吉利吉思、乌斯、撼合纳等部东居，同时组织当地各族部众在该地区开垦。但是，未曾直接参与叛乱之举的斡赤斤系诸王部民，并未被元政府全部褫夺。继乃颜之后统领这些部众者，仍有他的族裔脱脱[19]。不仅如此，东迁的吉利吉思等部人户，至少有一部分亦拨归脱脱统属[20]。延祐三年，脱脱正式受封为辽王[21]。他的封地，应该就在泰宁路。入明后，设泰宁卫于此。《武备志》、《登坛必究》诸书将泰宁卫的蒙古语名称音译为往流，它书或作罔留。是即ongli’ut的对音，意谓“属于王的人民”。这个王指何人而言？我们知道，明初兀良哈三卫都以“率众来附”的原蒙古贵族为指挥同知，仍由他们“各领所部，以安畜牧”。而担任三卫之一即泰宁卫指挥同知的，正是“故元辽王”阿札失里。由是足知驻牧于泰宁路境的“王的人民”，是辽王部民[22]。脱脱受封于泰宁路是很自然的。因为这里在元初早就已是斡赤斤后王份地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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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英宗二朝，辽王脱脱“位冠宗室”，肆行威福，势力极大。在泰定帝死后爆发的两都之战中，他站在上都方面，死于上都被袭破之役。文宗即位后，又封脱脱之子牙纳失里为辽王，以故辽王脱脱印赐之[23]。牙纳失里死于何时不可确考。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最后一任辽王，就是元亡后投降明朝，并被明廷就用为泰宁卫指挥同知的阿札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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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华黎家族的份地，蒙古时期是在桓州至兴和一带。元志谓：“上都路，……元初为札剌儿部、兀鲁郡王幕地”[24]。1239年木华黎孙速浑察袭位为国王时，尚“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25]。蒙语阿儿查秃（Archa-tu）译言“有柏树”。其具体地望不详，要之殆不外乎桓州界[26]。而其家族的墓茔地，则一直是在兴和（今河北张北）[27]。直至中统、至元年间，其封地方东迁。危素说：“及建都开平、大兴（按指金大兴府，治中都，即元大都），则视辽阳行省为之左臂，以异姓王札剌尔氏、兀鲁氏、忙兀氏、亦乞烈思氏、瓮吉剌氏列镇此方，以为藩屏”[28]。翁吉剌部经调整的新封地在应昌路，境不属辽阳，此为危氏误记。亦乞烈思部所在之宁昌路应属辽阳而元志误植入中书省管下。剩下札剌亦儿、兀鲁、忙兀三部居地，诚当如危氏所言，是在忽必烈初年迁到辽阳地区的。所以袭位国王的木华黎后人，往往奉命“之国辽阳”[29]。据黄潛《别里哥帖穆尔神道碑》，木华黎玄孙硕德，“世祖皇帝践位之初，自辽西召入宿卫”。据此似可进一步推定，木华黎家的封地，在后来的大宁路境[30]。兀鲁、忙兀二部迁至辽阳后究竟驻牧于何地，尚难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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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三家外，成吉思汗异母弟别勒古台的分地虽在岭北，但他在广宁路有一部分五户丝户，因而他的后人中有被封为广宁王的。从云南调到东北的营王，以及其他一些诸王，也都先后领所属部众驻牧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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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战乱之际，潢河以南的蒙古部众溃败漫散。它北面的蒙古人，先后跟随木华黎裔孙纳哈出、辽王阿札失里等人降明。到了明朝，随着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势力的扩张，当时留在东北的蒙古人几乎全被视为兀良哈蒙古。16世纪中叶，蒙古察哈尔部由西向东越过大兴安岭进入辽东。兀良哈三卫解体。朵颜卫的蒙古部众最终羼入喀喇沁部和东土默特部之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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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东北地区的蒙古人，主要还是游牧民。有的作者以今辽宁省新民县、绥中县等处发现的金、元村落遗址及其出土器物为例，来介绍“元代蒙古族相对集中的居住区社会经济”的面貌。这个提法是十分含糊的。新民、绥中等地在元代与其说是“蒙古族相对集中的居住区”，毋宁说是汉族以及趋向于融入汉族的那一部分其他民族的居民相对集中的聚居区。无论如何，在这里发现的属于农业经济的考古材料，似不能反映“蒙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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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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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辽阳行省的通古斯语族居民，有女真、水达达、兀者野人、骨嵬等等。他们主要分布在行省的东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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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中后期，东北女真猛安谋克当不下于二三十万户。金元鼎革之际，蒙古由西面进入东北，蒲鲜万奴自立于辽东，女真分布重心略呈东移趋势。在元代，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三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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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辽阳以南至辽东半岛的女真人。其中有一部分是辽初被耶律阿保机强迫迁去的。史载“阿保机虑女真为患，乃诱其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以分其势，使不得擅通。迁入辽阳著籍者，名曰合苏款，此谓熟女真是也”[33]。元哈思罕万户府、千户所之名，即得诸合苏款一语。在辽河两岸，金咸平、东京、北京等处，包括半岛地区的系辽籍“熟女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文明程度在通古斯语族诸部中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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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熟女真”的东北方向，散布在长白山两麓北至松花江上游和中游，以及牡丹、绥芬二水流域的女真诸部，与系辽籍女真相区别，曾被称为生女真，或谓之“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34]。其经济文化的发展，虽比原来系辽籍的女真诸部稍落后一步，不过在金元两代，他们早已由于和汉、渤海等族的互相融合与影响，而逐渐扩大农耕生产。至少是到元代，他们与其南面的所谓“熟女真”，恐怕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明中叶前后南迁定居于这一带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各部，或“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或“俗尚耕稼，妇女以金珠为饰，倚山作寨，聚其所亲居之”[35]。如果不是在当地的土著居民主体即女真人中间农业经济业已相当发达，这些原先不善耕纴的后来者，怎么能够这么快地学会定居和农耕的生活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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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由此继续往北、东北，在东北流松花江、混同江的两岸及其周围深山密林中生活的通古斯语族诸部，构成了元代称为女真水达达（或水达达女真）和兀者诸部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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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所知，达达一名，最早见于鄂尔浑河碑铭。它很可能起源于和突厥人相邻近的操原蒙古语的某些部落的称谓，并由此而转变为突厥人对塞北诸多原蒙古语游牧部落的共称。蒙古兴起后，达达逐渐地还原为驻牧于富饶的呼伦贝尔地区的原三十姓鞑靼后裔塔塔尔部的专名；而在另一方面，在元代汉语中，达达作为Mongghol这个名称的固定的汉式译名之一，却为官方公文书和俗文学所普遍采纳。杨显之《郑孔目风雪酷寒亭》第三折：“他道：你是甚么人？我道：也不是回回人，也不达达人，也不是汉儿人。我说与你听者”[36]。说这番话的是一个“南人”。其所谓达达，显然指四等人中的蒙古人。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即位诏书，同样把蒙古诸部驻牧的岭北地区称为“达达国土”[37]。《元朝秘史》将合木黑忙豁里（Qamugh Mongghol-i）旁译为“普达达行”，总译则作“众达达百姓”，更明确地反映出元代的蒙汉对译体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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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水达达这个名称，出现在达达的内涵被固定为Mongghol一词的汉语对译之前。南宋彭大雅1232年至1233年的北使记录《黑鞑事略》，在列举蒙古“残虐诸国”之中“已争而未竟者”时提到，其“西南曰斛速益律子”，小注云“水鞑靼也”。贾敬颜指出，斛速益律子应即斛速益律干之讹，是为蒙语usu irgen的音写，意为水百姓。此种水百姓，无疑是指位于当日东真之北、黑龙江沿岸尚未宾服蒙古的通古斯语族诸部。彭大雅说他们在蒙古西南，所记不确。可见水达达作为斛速益律干的意译，出于向彭大雅提供上述情报的华北汉人之口，而不是蒙古人自己对于这些东北“水百姓”的指称。是则“水达达”一名，至少在窝阔台时候已经开始了[39]。那时候，达达亦已用指蒙古[40]，惟汉人对北方边远之地不同人群间的区分无多意识，所以才会误将这个译名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松花江、混同江流域的女真语诸部。入元之后，达达的含义日渐专一。尽管如此，水达达作为非蒙古语部族却使用达达指称的既定特例，亦竟与元朝相始终。但为了与达达的一般内涵相区别，元人在许多场合都以女真与水达达联称，或谓水达达女直，或谓女直水达达，用以指明其真正族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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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达达虽然临江滨水，但大多数人仍过着“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的牧猎生活[41]。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他们明显地落后于它南面那些曾被编入金猛安谋克的女真人。直到明朝中叶，这一带的女真诸部尚被视为生女真。明《开原新志》有云：“其脑温江（按即嫩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真。略事耕种。聚会为礼，人持烧酒一鱼胞，席地歌饮。少有忿争，则弯弓相射。可木（按在黑龙江、松花江汇流处下游不远）以下，以桦皮为屋，行则驮载，止则张架以居，养马弋猎为生”[42]。这种“养马弋猎”的“生女真”的主体，无疑就是元朝时候的水达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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