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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原新志》在“乞列迷有四种”目下载录的吉里迷人习俗，有相当部分一直保存到近现代。近代吉里亚克人仍几乎完全靠捕捞为生。陆上狩猎以及妇女所从事的极有限的采集经济，只作为其生活来源的次要补充而存在。尤其是在狩猎方面，他们只是在碰到机会时才在步行可至的近处顺便从事这种活动，而与邻近那些在经济生活中狩猎占有很大比重的部族迥然不同。吉里亚克人似乎历来就是定居的。狗是他们驯养的唯一动物，在他们的衣食、运输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熊为牺牲的杀祭仪式，是他们在每年“熊节”都要举行的重要活动之一。近代吉里亚克人的家庭形态表面上是一夫一妻制的。但是，丈夫把自己的妻子、妻子的姊妹以及自己兄弟的妻子一概称呼为анъхэй，而妻子也把自己的丈夫、丈夫的兄弟以及自己姊妹的丈夫同称为пy。男子对自己的全体анъхэй明确地拥有与对其妻子同等的权利。从这种与“群婚的最发展最典型的阶段非常接近的”婚姻形态中，似乎仍能看到古代吉里迷人“娶其姊，则妹以下皆随为妾”的遗风[56]。近代吉里亚克人与他们的祖先同样采用火葬。不过他们不再“以灰骨夹于木末植之”，其中有些部落是在“小心收藏的骨灰上盖一所小木屋”[57]。吉里亚克人制造特别的木板船的传统技术，也一再被近代到过他们居地的探察家们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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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叙述可以知道，明代吉里迷人和近代的吉里亚克人，在社会经济和其他方面，差别都不是很大的；而元、明之间，似乎也寻不出足以导致吉里迷人的历史发生重大改变的特殊原因。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理由从明代记载以及近代吉里亚克人的社会生活，去略约想见元代吉里迷人的大致状况。由此又可以看出，他们虽然多与水达达等通古斯语族部众错居在黑龙江下游两岸，两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不仅说的语言不同，而且经济生活也颇不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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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开原新志》佚文中真正难以读通的地方，是在“乞列迷有四种”这一大段后的那一部分。它说：“乞里迷去奴儿干三千余里”。接着以“一种”、“一种”、“又一种”的排比方式，枚举了“乞列迷四种”以外其他三大类土著部族。至于他们到底是否都属于“乞里迷”人并且都“去奴儿干三千余里”，史文并未交待得很清楚。在这里，《辽东志》卷9《外志》依据稍后获得的进一步知识而对这段史文所作的修改和增补，就十分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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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原新志》佚文中“一种曰北山野人”，以及“又一种居北海之南、大江之西”两小节，在《辽东志》中是以“北山野人”和“野人”为目分别立条的，内容上也稍有增补；同时，“一种曰女直野人”一句被删去，该小节的其他文字，经增添后以“去奴儿干三千余里”的“乞里迷”（按，志文误作乞黑迷）为目立条。可见按照《辽东志》编者的理解，“去奴儿干三千余里”的“乞里迷”人仅指同时又被《开原新志》称为“女直野人”的那一种，北山野人和野人这两种，是不应该一起被概括在这里面的。以下就按照这个意见，对这三种部族逐一进行简单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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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奴儿干三千余里”的这个奇怪部族，既被《开原新志》视为远离其本部的吉里迷人，同时又说他们是女直野人。《辽东志》编者则干脆断定他们属于吉里迷人。然而这个部族“椎髻”、“射山为食”，其习俗与“不梳刷”、并且“捕鱼为食”的真正吉里迷人似乎不很相像。和田以为其所指恐为锡霍特山南端的恰克拉人（案即乌德盖人）。我以为，它指的可能是明代海西东陆路上乞勒伊城乞列迷站（地当在今黑龙江抚远西秦日利附近）地区的通古斯语族人。这里在元代或许还是吉里迷人活动的地域，故以其族名为地名。入明之后，尽管地名仍旧，但当地的吉里迷人或北徙、或融合于通古斯民族之中而不存在了。以上含混不清的记载所反映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事实。当然，这里距离奴儿干远不是“三千里”。但所谓三千里，本来就未必是实数，也许不过是表示离奴儿干十分遥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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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山野人”，《辽东志》明记其族属为“乞列迷之别种”，当属可信。所谓北山，一般都认为是指外兴安岭。惟据《辽东志·外志》，此种“北山野人”的贡品为海豹皮、海螺皮、殳角（原注即海象牙）、鲂鬚、好剌（原注即各色鹿。按：“好剌”应即Orok语之ula，或oro的汉字音译；两者皆鹿之谓也），要之大都为北海名产，其中海象牙的产地更为偏北，可见他们居住在外兴安岭东端的鄂霍茨克海湾并往北大概直到北极圈附近地区[58]。他们应属于当日居住此间的吉里迷或古亚语族的其他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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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野人”。他们生活在“北海之南、大江之西”，其地域大略当西南—东北流黑龙江迤西。关于“野人”的习俗，只知道他们居住在半土窑式的“平土屋”里。这种居住方式，主要是当地寒冷的环境决定的。许多通古斯语部族自古来如此，吉里亚克的先人吉里迷人亦如此；而后者保留这种居住方式直到更晚的时期。至19世纪中叶，库页岛上的吉里亚克人冬天仍然住在掘地约一米半深的半土窑中[59]。所以仅凭半穴居的居住方式，尚无法确切判别“野人”的族属。不过《辽东志》又说他们“与乞列迷为邻”，似乎其本身不同于吉里迷族类。而大约同时代的永乐等朝实录，则明确称分布在这一带的土著部族首领为女直野人头目。试举数例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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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五年二月，“女直野人头目巴思答木、咬纳等五十人来朝，置阿剌山（在前苏联阿穆尔州什马诺夫斯克北）、随满河、撒秃河、忽兰山、古鲁浑山五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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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五年三月，“卜鲁丹河（波罗穆丹河）、稳勉赤钦真河、可木山等处女直野人头目管秃、阿合木、阿剌不花等来朝，赐钞币袭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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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九年二月，“督罕提吉儿（在俄罗斯土古尔河流域）女直野人头目马吉你等来朝，置督罕河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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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十三年十月，“古里河（吉柳伊河）卫女直牙失答奏，愿居辽东东宁卫，命为指挥佥事，赐予如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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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兹可知，海南江西的“野人”，其主体即通古斯语部众。他们应当就是今天居住在这一地区的通古斯语—满语族的鄂温克、Нанайиы（即廓尔特）等族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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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辑（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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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国舆地胜览》卷50、《高丽史》卷137《辛嵬传》等史料，都提到铁岭以北曾为元朝所侵占。又据《高丽史》卷58，《地理志》三：“高宗时，定平以南诸城被蒙兵侵扰，移寓江陵道（地在铁岭南）……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年）各还本城”。按高丽此时所收复者，实际是双城以南诸城。参见谭其骧：《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1981年；箭内亘：《元代满洲疆域考》第6节，载《满洲历史地理》卷2，东京，19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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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丽史》卷58，《地理志》三。参见箭内亘：《东真国的疆域》，《满洲历史地理》卷2。按都连浦系高丽国沿其北部边界所筑长城的东端所在，在今朝鲜咸兴南。定州、宣德、元兴都在咸兴南或西南，系长城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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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元史》卷7、卷16，《世祖纪》四、十三。《高丽史》卷26，《元宗世家》二；卷30，《忠烈王世家》三。按慈悲岭一名岜岭，在今朝鲜黄海北道中部。沿慈悲岭一线两国边界的走向，据箭内考定为：起于殷栗、丰州间，向东过凤山、瑞当之间的上述山岭，经遂安郡之南而达于江原道之西北境。参见上引《元代满洲疆城考》。废东宁路以后的两国疆界线，见谭其骧上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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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两书所记东宁路驿站的具体站名，分别有六处和九处。《大典·站赤》所记：宣州、云兴、安定、林原、生阳、洞仙；《析津志·天下站名》所记：宣州、云兴、安信、都护（府）、肃州、安定、东宁（府）、生阳、洞仙。据此，当然很容易推知这条驿路上十个驿站的全部站名及其次第。参见《永乐大典》卷19422、19426引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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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元史》卷59，《地理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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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穑：《自京师东归途中作·婆娑府》，《牧隐集》卷2，转引自箭内上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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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穑：《婆娑府》，《牧隐集》卷3，转引自箭内上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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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元史》卷8，《世祖纪》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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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元史》卷98，《兵志》一：“中统四年十一月，女直水达达及乞烈宾地合签镇守军，命亦里不花签三千人，付塔匣来领之”。塔匣来、塔匣剌系同名异译。关于至元元年征骨嵬事，见《元史》卷5，《世祖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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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元史》卷13，《世祖纪》十。按《辽东志》卷9《外志》云：“奴儿干都司……元为东征元帅府”。黄潛在《别里哥帖穆儿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5）中也提到这个须“犬驾耙行冰上”，方可到达的东征元帅府。征东招讨司与东征元帅府都是元朝政府先后在奴儿干地区设置的兼摄军、政的镇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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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丽史》卷30，《忠烈王世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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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元史》卷25、26，《仁宗纪》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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