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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立德，雍州万年人，隋殿内少监毗之子也。其先自马邑徙关中。毗初以工艺知名，立德与弟立本早传家业，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衮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舆、伞扇咸依典式，时人称之。贞观初历迁将作少匠，封大安县男。高祖崩，立德以营山陵功擢为将作大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摄司空，营昭陵，坐怠慢解职。十三年复为将作大匠。十八年从征高丽，及师旅至辽泽，东西二百余里泥淖，人马不通，立德填道造桥，兵无留碍，太宗甚悦。寻受诏造翠微宫及玉华宫，咸称旨，赏赐甚厚。俄迁工部尚书。二十三年摄司空，营护太宗山陵，事毕进封为公，显庆元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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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本，显庆中累迁将作大匠。后代立德为工部尚书，兄弟相代为八座，时论荣之。总章元年迁右相。立本虽有应务之才，而尤善图画，工于写真，《秦府十八学士图》及贞观中《凌烟阁功臣图》并立本之迹也，时人咸称其妙。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于宜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坐者为咏，召立本今写焉，时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坐宾，不胜愧赧，退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立本为性所好，欲罢不能也。及为右相，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密。恪既历任将军，立功塞外，立本唯善于图画，非宰辅之器，故时人以《千字文》为语曰：“左相宣威沙汉，右相驰誉丹青。”（参考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九驳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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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七五《儒林传·何妥传》（《北史》八二《儒林传下·何妥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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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妥，西域人也。父细胡（《北史》作“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遂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妥少机警，十七以技巧事湘东王，后知其聪明，召为诵书左右。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学博士。高祖受禅，除国子博士，为国子祭酒，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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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六八《何稠传》（《北史》九〇《艺术传下·何稠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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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稠，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遇江陵陷，随妥入长安，仕周御饰下士。及高祖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仁寿初，文献皇后崩，与宇文恺参典山陵制。大业初，炀帝将幸扬州，谓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业，服章文物阙略犹多，卿可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少府卿。稠于是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二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选部郎薛迈等勾核之，数年方竟，毫厘无舛。稠参会今古，多所改创。帝复令稠造戎车万乘钩阵八百连，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后三岁兼领少府监。辽东之役摄右屯卫将军，领御营弓弩手三万人。时工部尚书宇文恺造辽水桥不成，师不得济，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桥，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于辽左与贼相对，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围置阙，面别一观，观下三门，迟明而毕，高丽望见，谓若神功。从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乱，以为工部尚书。化及败，陷于窦建德，复以为工部尚书。建德败，归于大唐，授将作小匠（《北史》作“少府监”），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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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隋代三大技术家宇文恺、阎毗、何稠之家世事迹推论，盖其人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统，而又久为华夏文化所染习，故其事业皆借西域家世之奇技，以饰中国经典之古制。如明堂、辂辇、衮冕等，虽皆为华夏之古制，然能依托经典旧文，而实施精作之，则不借西域之工艺亦不为功。夫大兴、长安都城宫市之规模取法太和洛阳及东魏高齐邺都南城，犹明堂、车服之制度取法中国之经典也。但其实行营建制造而使成宏丽精巧，则有资于西域艺术之流传者矣，故谓大兴长安城之规模及隋唐大辂、衮冕之制度出于胡制者固非，然谓其绝无系于西域之工艺者，亦不具通识之言者也。前贤有中学作体，西学为用之说，若取以喻此，其最适合之义欤？（鲁般为敦煌人之传说，亦与西域及河西建筑工艺有关，见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四《贬误门》引《朝野佥载》。）何稠家世出于西域，史已明言，无待推证，所可注意者，则蜀汉之地当梁时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区域一事，寅恪曾别有所论，兹不复赘（见一九三五年《清华学报》拙著《李白氏族之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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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毗家世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者，其源当出于阎氏所自述，但与《晋书》四八《阎缵传》及六〇《阎鼎传》不符，沈炳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亦已言及，故其所谓阎鼎子昌避难奔于马邑者，乃胡族家谱冒充汉人，其关节所联系之通例，其为依托亦不待辨，质言之，阎氏家世所出必非华夏种类无疑也。至其是何胡族，则有略可推测者，宇文护之母乃阎庆之姑，《周书》一一《晋荡公护传》（《北史》五七《周宗室传邵惠公颢传》附护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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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荡公护，字萨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颢之少子也。护至泾州见太祖，而太祖疾已绵笃，谓护曰：“天下之事属之于汝。”护涕泣奉命，行至云阳，而太祖崩，护秘之，至长安，乃发丧。时嗣子冲弱，强寇在近，人情不安，护纲纪内外，抚循文武，于是众心乃定，先是太祖常云：“我得胡力”，当时莫晓其旨。至是人以护字当之。护性至孝，得（母阎姬）书，悲不自胜，报书曰：“受形禀气，皆知母子，谁同萨保，如此不孝。当乡里破败之日，萨保年已十余岁，邻曲旧事犹自记忆。太祖升遐，天保未定，萨保属当犹子之长，亲受顾命，虽身居重任，职当忧责。不期今日得通家问，蒙寄萨保别时所留锦袍表，年岁虽久，宛然犹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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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萨保即宇文护本来之胡名，其后别命汉名，乃以其原有胡名为字，此北朝胡人之通例，故护报其母阎氏书即自称萨保，其明证也。考《隋书》二七《百官志》载北齐鸿胪寺典客署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又同书二八《百官志》载隋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通典》四〇《职官典》二二“萨宝符祅正”条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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祅者，西域国天神，武德四年置祅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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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宇文护字之萨保与隋之萨保同，亦即北齐之萨甫、唐之萨宝，此名与火祅之关系，自不待论，火祅教入中国之始末亦非此文所论也。兹所欲论者，即宇文护既以萨保为名，则其母阎氏或与火祅教有关，而阎氏家世殆出于西域，又观阎庆之祖提即宇文护母之父，其人曾为敦煌镇都大将，敦煌为交通西域要道，或亦因是与西域有关耶？至宇文恺虽氏族出自东北，而世居夏州，其地较近西北，与西域交通亦易发生关系，故其技术之养成，推原于家世所出及地理环境，则不难解释。总而言之，若技术人才出于胡族，则必于西胡而不于东胡求之，盖当中古时代吾国工艺之发展实有资于西域之文明，而东方胡族之艺术殊不足有所贡献于中国，故世之称扬隋唐都邑新制归功于胡族，即东方胡族实行性之表现者，似仅就表面笼统推测，而无深刻之观察，但此点史料缺乏，本极难断定，固不敢固执鄙见，特陈其所疑，以求通人之教正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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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三 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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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职官之名号任务，其渊源变革记载本较明显，而与此章有关之隋唐制度之三源复已于前章详悉考论，其涉及职官者尤为易知，故此章仅择其要点言之，其余可从简略。但有二事，实为隋唐制度渊源系统之所系，甚为重要，而往往为论史者所忽视或误解，则不得不详为考辨，盖所以证实本书之主旨也。其第一事即宇文泰所以令苏绰、卢辩等摹仿《周官》之故及其制度实非普遍于全体，而仅限于中央文官制度一部分。第二事即唐代职官乃承附北魏太和、高齐、杨隋之系统，而宇文氏之官制除极少数外，原非所因袭。开元时所修《六典》乃排比当时施行令式以合古书体裁，本为粉饰太平制礼作乐之一端，故其书在唐代行政上遂成为一种便于征引之类书，并非依其所托之《周官》体裁，以设官分职实施政事也。观其书编修之经过，即知不独唐代职官与《周礼》无关，且更可证明适得其反者。然则论者据《唐六典》一书竟谓唐代施政得《周官》之遗意者，殆由不能明悉唐代制度之系统渊源所致也。兹依时代先后，略述职官渊源流变之史料，而附以辨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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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一一三《官氏志》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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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太祖至高祖初，其内外百官屡有减置，或事出当时，不为常目，如万骑、飞鸿、常忠、直意将军之徒是也。旧令亡失，无所依据。太和中，高祖诏群僚议定百官，著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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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庄初，以尔朱荣有扶翼之功，拜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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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七下《高祖纪下》（《北史》三《魏本纪》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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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七年六月乙巳诏曰：“远依往籍，近采时宜，作职员令二十一卷，权可付外施行，其有当局所疑而令文不载者，随事以闻，当更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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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十二月乙未朔引见群臣于光极堂，宣示品令，为大选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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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北魏在孝文帝太和制定官制以前，其官职名号华夷杂糅，不易详考，自太和改制以后，始得较详之记载，今见于魏收书《官氏志》所叙列者是也。《新唐书》五八《艺文志》史部职官类有《魏官品令》一卷，其书谅与太和十九年十二月朔宣示群臣之品令有关也。魏孝文之改制，即吸收南朝前期发展之文化，其事已于前论《礼仪章》考辨证明，兹不必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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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二六《百官志〈序〉》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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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职官之制因于嬴氏，其间同异，抑亦可知。光武中兴，聿遵前绪，唯废丞相与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综理众务，洎于叔世，事归台阁，论道之官备员而已。魏晋继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齐，亦无改作。梁武受终，多循齐旧，然而定诸卿之位，各配四时，置戎秩之宫，百有余号。陈氏继梁，不失旧物。高齐创业，亦遵后魏，台省位号与江左稍殊。有周创据关右，日不暇给，洎乎克清江汉，爰议宪章，酌酆镐之遗文，置六官以综务，详其典制，有可称焉。高祖践极，百度伊始，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唯以中书为内史，侍中为纳言，自余庶僚颇有损益。炀帝嗣位，意在稽古，建官分职，率由旧章，大业三年，始行新令，今之存录者，不能详备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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