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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相魏，仿成周之制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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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此即《周书》二《文帝纪》、《北史》九《魏本纪》所谓“大统中置六卿官”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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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二四《卢辩传》（《北史》三〇《卢同传》附辩传略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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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辩，范阳涿人，累世儒学。辩少好学，博通经籍，举秀才，为太学博士，以《大戴礼》未有解诂，辩乃注之。其兄景裕为当时硕儒，谓辩曰：“昔侍中注《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太祖以辩有儒术，甚礼之。自魏末离乱，孝武西迁，朝章礼度湮坠咸尽，辩因时制宜，皆合轨度。性强记默契，能断大事，凡所创制，处之不疑。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苏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乃令辩成之。于是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辩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兹厥后，世有损益，于时虽行《周礼》，其内外众职又兼用秦汉等官，今略举其名号及命数附之于左：柱国大将军、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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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正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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骠骑车骑等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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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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骠骑车骑等将军左右光禄大夫、户三万以上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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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正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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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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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二七《百官志》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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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太祖初据关内，官名未改魏号，及方隅粗定，命尚书卢辩远师周之建职，置三公、三孤，以为论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务。制度既毕，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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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上所引旧载宇文泰摹仿成周，创建官制之始末，亦可略知梗概。《周礼》一书，其真伪及著作年代问题古今说者多矣，大致为儒家依据旧资料加以系统理想化之伟作，盖托古改制而未尝实行者，则无疑义也。自西汉以来，摹仿《周礼》建设制度，则新莽、周文帝、宋神宗，而略传会其名号者则武则天，四代而已。四者之中三为后人所讥笑，独宇文之制甚为前代史家所称道，至今日论史者尚复如此。夫评议其事之是非成败，本非本章之主旨及范围，故俱置不论。兹所言者，仅宇文泰摹仿《周礼》创建制度之用心及其所以创建之制度之实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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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泰凭借六镇一小部分之武力，割据关陇，与山东、江左鼎足而三，然以物质论，其人力财富远不及高欢所辖之境域，固不待言；以文化言，则魏孝文以来之洛阳及洛阳之继承者邺都之典章制度，亦岂荒残僻陋之关陇所可相比。至于江左，则自晋室南迁以后，本神州文化正统之所在，况值梁武之时庾子山所谓“五十年间江表无事”之盛世乎？故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此种关陇文化本位之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众，要言之，即阳传《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其关系氏族郡望者，寅恪尝于考辨李唐氏族问题文中论之，如《李唐武周先世杂考》所引《隋书·经籍志》之文，即其确证之一也（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约言之，西魏宇文泰改造汉人姓氏及郡望之政策分为二阶段，其先则改山东郡望为关陇郡望，且加以假托，使之与六镇发生关系。其后则径赐以胡姓，使继鲜卑部落之后。迨周末隋文帝恢复汉姓之时，大抵仅回至所改关陇郡望之第一阶段，如隋唐皇室之郡望仍称弘农陇西是也。关于北周隋唐人物之郡望，史家记载颇有分歧，如李弼一族，《周书》《两唐书》“弼孙密传”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俱属之辽东襄平，而《北史·李弼传》及魏征撰《李密墓志铭》则又皆以为陇西成纪人，究其所以纪述差异之故，盖由先后史家依据其恢复不同之阶段以立言所致，其余可以类推，未能一一于此详悉论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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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与此关陇物质本位政策相关之府兵制，当于后《兵制》章详言之，于此不置论。兹举一史料可以阐发当日北朝东西分峙之情势者，以为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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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书》二四《杜弼传》（《北史》五五《杜弼传》略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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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于高祖（高欢）。高祖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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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高欢之用心，即知当日分争鼎立之情势，不能不有维系人心之政策者矣。夫高欢所据之地，其富饶固能使武夫有所留恋，而邺都典章文物悉继太和洛阳之遗业，亦可令中原士族略得满足，至关陇之地则财富文化两俱不如，若勉强追随，将愈相形见绌，故利用关中士族如苏绰辈地方保守性之特长，又假借关中之本地姬周旧土，可以为名号，遂毅然决然舍弃摹仿不能及之汉魏以来江左、山东之文化，而上拟《周官》之古制。苏绰既以地方性之特长创其始，卢辩复以习于礼制竟其业者，实此之由也。否则宇文出于边裔，汉化至浅，纵有政事之天才，宁具诗书之教泽，岂可与巨君介甫诸人儒化者相比并哉，然而其成败所以与新宋二代不同者，正以其并非徒泥《周官》之旧文，实仅利用其名号，以暗合其当日现状，故能收摹仿之功用，而少滞格不通之弊害，终以出于一时之权宜，故创制未久，子孙已不能奉行，逐渐改移，还依汉魏之旧，如周宣帝露门元旦受朝贺时，君臣皆服汉魏衣冠，即可以证明，此事已于前《礼仪》章论之，兹再举一二事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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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四《明帝纪》（《北史》九《周本纪》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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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成元年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称皇帝，追尊文王为帝，大赦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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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三五《崔猷传》（《北史》三二《崔挺传》附猷传略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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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即位，征拜御正中大夫，时依周礼称天王，又不建年号，猷以为世有浇淳，运有治乱，故帝王以之沿革，圣哲因时制宜。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朝议从之。世宗崩，遗诏立高祖，晋公护谓猷曰：“鲁国公禀性宽仁，太祖诸子之中年又居长，今奉遵遗旨，翊戴为主，君以为何如？”猷对曰：“殷道尊尊，周道亲亲，今朝廷既尊《周礼》，无容辄违此义。”护曰：“天下事大，毕公冲幼耳。”猷曰：“昔周公辅成王以朝诸侯，况明公亲贤莫二，若行周公之事，方为不负顾托。”事虽不行。当时称其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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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周明帝世距始依《周礼》创建制度之时至近，即已改天王之号，遵秦汉称皇帝，盖民间习于皇帝之尊称已久，忽闻天王之名，诚如崔猷所言“不足以威天下”，即不足以维持尊严之意，故不得不先改革之也。又宇文护不依《周礼》立子，而依殷礼立弟，亦不效周公辅成王者，所以适合当时现实之利害也。夫《周礼》原是文饰之具，故可不拘，宇文泰已如是，更何论宇文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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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二三《苏绰传》（《北史》六三《苏绰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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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太子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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