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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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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竟是南朝后期文士、北周羁旅累臣如庾义城、王石泉之语，此岂宇文泰、苏绰创造《大诰》文体时所及料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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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近日论文者有以唐代贞元、元和古文运动乃远承北朝苏绰摹仿古体之遗风者，鄙意其说甚与事实不合。盖唐代贞元、元和古文运动由于天宝乱后居留南方之文士对于当时政教之反动及民间俗体文之熏习，取古文之体，以试作小说，而卒底于成功者。此意尝于《论韩愈与唐代小说之关系》一文（见《哈佛亚细亚学报》第一期）中略发之，以其与本书无涉，故不多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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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所举一二例已可证宇文泰摹古之制，身没未久，其子孙已不能遵用，而复返于汉魏，渐与山东、江左混同，至隋氏继其遗业，遂明显不疑，一扫而几尽去之。盖《周礼》本其一时权宜文饰之过渡工具，而非其基本霸业永久实质之所在。此点固当于《兵制》章详论之，然就职官一端，亦阐明此意，而知宇文所摹仿之周制其实质究为如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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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周礼者乃托附于封建之制度也，其最要在行封国制，而不用郡县制，又其军队必略依《周礼·夏官大司马》之文即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之制。今据《周书》《北史》“卢辩传”所载不改从《周礼》而仍袭汉魏之官职，大抵为地方政府及领兵之武职，是宇文之依《周官》改制，大致亦仅限于中央政府之文官而已。其地方政府既仍袭用郡县制，封爵只为虚名，而不畀以土地人民政事，军事则用府兵番卫制，集大权于中央，其受封藩国者，何尝得具《周官》所谓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之设置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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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周书》二三《苏绰传》（《北史》六三《苏绰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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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其四擢贤良曰：“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公卿之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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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北朝自魏孝文以来，极力摹仿南朝崇尚门第之制（见《魏书》六〇、《北史》四〇《韩麒麟传》附显宗传），而苏绰实亦即宇文泰不尚门资之论，其在当时诚为政治上一大反动。夫州郡僚吏之尚门资犹以为非，则其不能亦不欲实行成周封建之制，以分散其所获之政权，其事甚明，此宇文所以虽效《周礼》以建官，而地方政治仍用郡县之制，绝无成周封建之形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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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考《晋书》三九《荀勖传》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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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勖议以为省吏不如省官，若欲省官，私谓九寺可并于尚书，兰台宜省付三府，然施行历代，世之所习，是以久抱愚怀，而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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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汉魏以来中央政府职官重复，识者虽心知其非，只以世之所习而不敢言，宇文之改革摹仿《周礼》托体甚高，实则仅实行其近代识者改革中央政府官制之议，而加以扩大，并改易其名，以符周制耳。宇文创建《周官》之实质及其限度如此，论史者不可不正确认识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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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谓第二事即《唐六典》之性质，兹略加阐明。关于此书之施行问题，《四库全书》七九史部职官类《〈唐六典〉提要》已有正确之论断，近日本西京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学报》第七册内藤乾吉氏复于其所著《就〈唐六典〉施用》一文详为引申，故《六典》一书在唐代施行之问题已大体解决，不必别更讨论。但寅恪此书主旨在说明唐代官制近承杨隋，远祖（北）魏、（北）齐而祧北周者，与《周官》绝无干涉，此事本甚易知，然世仍有惑于《六典》之形式，不明了其成书之原委，而生误会，遂谓其得《周官》遗意者，则与寅恪所持之说不合，因不得不略举史实，以为证明。虽所举材料不出四库馆臣所引之范围，但彼等所讨论者为《六典》施行与否之间题，寅恪所考辨者为唐代官制渊源系统之问题，主旨既别，材料即同，不妨引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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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肃《大唐新语》九《著述类》（参《新唐书》五八《艺文志（史部）职官类》“六典”（三十卷）注文及一三二《韦述传》，又程大昌《考古编》九“六典”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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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年玄宗诏书院撰《六典》以进，时张说为丽正学士，以其事委徐坚。沉吟岁余，谓人曰：“坚承乏已曾七度修书，有凭准，皆似不难，惟《六典》历年措思，未知所从。”说又令学士毋婴（煚）等检前史职官，以今（令）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艰难，绵历数载。其后张九龄委陆善经，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僚陈贺，迄今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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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孙《书录解题》六《职官类》“唐六典（三〇卷）”（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七《职官类》“唐六典”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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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御撰，李林甫等奉敕注。按：韦述《集贤记注》，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旨修《六典》，上手写白麻纸凡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张说以其事委徐坚，思之历年，未知所适；又委毋煚、余钦、韦述，始以令式分入六司，象《周礼》六官之制，其沿革并入注，然用功艰难；其后张九龄又以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至今在书院。（武英殿聚珍本原注案：《唐书·艺文志》张说以其事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等参撰，及萧嵩知院，加刘郑兰、萧晟、卢若虚；张九龄知院，加陆善经；李林甫代九龄，加苑咸。委苑咸者，乃李林甫也。至云二十六年冬草上，考《新旧唐书》，九龄以二十四年罢政事，寻谪荆州，程大昌谓书成于九龄为相之日，当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奏进，当在二十七年，故是书卷首止列林甫，而不及九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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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新书·百官志》皆取此书，即太宗贞观六年所定官令也。《周官》六职视《周礼》六典已有邦土邦事之殊，不可考证，《唐志》内外官与周制迥然不同，而强名《六典》，可乎？善乎范太史祖禹之言曰：“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书省，是政出于二也。既有尚书省，而又有九寺，是政出于三也。”（寅恪案：此上乃范祖禹《唐鉴》二武德七年论文。）本朝裕陵好观《六典》，元丰官制尽用之，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机事往往留滞，上意颇以为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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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唐玄宗欲依《周礼·太宰六典》之文，成唐六官之典，以文饰太平。帝王一时兴到之举，殆未尝详思唐代官制，近因（北）齐隋，远祖汉魏，与《周礼》之制全不相同，难强为傅会也。故以徐坚之学术经验，七次修书，独于此无从措手，后来修书学士不得已乃取唐代令式分入六司，勉强迁就，然犹用功历年，始得毕事。今观《六典》一书未能将唐代职官之全体分而为六，以象《周礼》之制，仅取令式条文按其职掌所关，分别性质，约略归类而已。其书只每卷之首列叙官名员数同于《周礼》之序官，及尚书省六部之文摹仿《周礼》，比较近似，至于其余部分，则《周礼》原无此职，而唐代实有其官，傥取之以强附古经，则非独真面之迥殊，亦弥感骈枝之可去。徐坚有见于此，是以无从措手，后来继任之人固明知其如是，但以奉诏修书，不能不敷衍塞责，即使为童牛角马、不今不古之书，亦有所不能顾，真计出无聊者也。由此言之，依据《唐六典》不徒不足以证明唐代现行官制合于《周礼》，且转能反证唐制与《周礼》其系统及实质绝无关涉，而此反证乃本书主旨之所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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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治史者若有因披览《六典》尚书省六部职掌之文，而招现一种唐制实得《周礼》遗意之幻觉者，盖由眩惑于名号所致，兹不欲详辨，仅移写唐儒论武曌改制之言于此，亦可以理惑破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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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五七“尚书省分行次第”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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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令吏、礼、兵、民、刑、工等部。贞观令吏、礼、民、兵、刑、工等部。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为六官，准周礼分，即今之次第乃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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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二三《职官典》五“吏部尚书”条，《周礼·天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国”下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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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冢言太者，百官总焉，则谓之冢宰，列职于王，则谓之太宰，宰主也。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以佐王理邦国。汉成帝初分尚书，置四曹，盖因事设员，以司其务，非拟于古制也。至光武乃分为六曹，迄于魏晋，或五或六，亦随宜施制，无有常典。自宋齐以来，多定为六曹，稍似《周礼》。至隋六部，其制益明。大唐武太后遂以吏部为天官，户部为地官，礼部为春官，兵部为夏官，刑部为秋官，工部为冬官，以承周六官之制。若参详古今，征考职任，则天官太宰当为尚书令，非吏部之任，今吏部之始宜出于夏官之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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