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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拓跋部落入主中原，初期议定刑律诸人多为中原士族，其家世所传之律学乃汉代之旧，与南朝之颛守《晋律》者大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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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太和时改定刑律共有二次，第一次所定者恐大抵为修改旧文，使从轻典，其所采用之因子似与前时所定者无甚不同。第二次之所定，则河西因子特为显著。至宣武正始定律河西与江左二因子俱关重要，于是元魏之律遂汇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冶之，取精用宏，宜其经由北齐，至于隋唐，成为二千年来东亚刑律之准则也。兹略引史载北魏太和正始数次修律始末以论证之。其关于河西文化者，可参阅前《礼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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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七《高祖纪》（《北史》三《魏本纪》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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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元年九月乙酉诏群臣定律令于太华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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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四八《高允传》（《北史》三一《高允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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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太和三年）诏允议定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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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一一一《刑罚志》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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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三年下诏曰：“治因政宽，弊由网密，今候职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于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以防喧斗于街术，吏民各安其职业。先是以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宫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又敕群官参议厥衷，经御刊定，五年冬讫，凡八百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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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此太和第一次定律，其议律之人如高允、高闾等（参《魏书》五四、《北史》三四《高闾传》）皆中原儒士，保持汉代学术之遗风者，前已言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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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七下《高祖纪》（《北史》三《魏本纪》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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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五年五月己亥议改律令，于东明观折疑狱。八月丁巳议律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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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四月丁亥朔班新律令，大赦天下。五月癸未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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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二月乙酉诏赐议律令之官各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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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魏书》《北史》“李冲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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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前文已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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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新律孝文虽自下笔，而备咨访取决者，实为李冲。前代史籍多以制作大典归美君主，实则别有主撰之人，如清代圣祖御制诸书即其例也。然则此太和新律总持之主人乃李冲非孝文也。冲之与河西关系前已详论，兹不复赘。又《魏书》《北史》“源贺传附怀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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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礼后赐名怀，迁尚书令，参议律令。（前文已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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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虽非汉族，亦出河西，其家子孙汉化特深，至使人詈为汉儿（见前引《北史·源师传》）。然则源怀之学亦犹李冲之学，皆河西文化之遗风。太和第二次定律河西因子居显著地位，观此可知矣。又有可注意者，即太和新律已于太和十六年四月颁行，其时犹在王肃北奔前之一岁。盖太和定律，江东文化因素似未能加入其中，恐亦由此未能悉臻美备，遂不得不更有正始定律之举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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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八《世宗纪》（《北史》四《魏本纪》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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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始元年十有二月己卯诏群臣议定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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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六九《袁翻传》（《北史》四七《袁翻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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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翻，陈郡项人也。父宣有才笔，为刘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兴中东阳州平，随文秀入国，而大将军刘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亲，令与其府咨议参军袁济为宗。翻少以才学擅美一时，正始初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翻与门下录事常景、孙绍，廷尉监张虎，律博士侯坚固，治书侍御史高绰，前军将军邢苗，奉车都尉程灵虬，羽林监王元龟，尚书郎祖莹、宋世景，员外郎李琰之，太乐令公孙崇等并在议限。又诏太师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阳王雍、中书监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刘芳、左卫将军元丽、兼将作大匠李韶、国子祭酒郑道昭、廷尉少卿王显等入预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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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一一一《刑罚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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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即位，意在宽政，正始元年冬诏曰：“议狱定律有国攸慎，轻重损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宪典，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致疑舛。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甲闻，庶于循变协时，永作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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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抽绎正始议律之诏语，知于太和新律意有所不满，故此次之考论必于太和新律所缺乏之因子当有弥补，而太和新律中江左因子最少，前已言及，今正始修律议者虽多，但前后实主其事者刘芳、常景二人而已。二人《魏书》《北史》俱有传，前《礼仪》章已将其传文节引之矣。兹不复详悉重出，但略述最有关之语以资论证。考刘芳本南朝士族以俘虏入魏，其律学自属江左系统无疑。《魏书》《北史》“刘芳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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