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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十四年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十五年三月己未至自东巡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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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二〇九《唐纪》二五景龙三年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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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觋彭君卿等说上（中宗）云：“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耶？”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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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此二例，可知隋唐时关中长安之经济供给情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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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唐玄宗之世，为唐代最盛之时，且为积极施行西北开拓政策之际，当日关中经济供给之问题尤较前代为严重，观《旧唐书》九八《裴耀卿传》（《通典》一〇《食货典》漕运门同，其他有关材料不备列）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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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开元二十一年）秋霖雨害稼，京城谷贵，上将幸东都，独召耀卿，问救人之术。耀卿对曰：“今既大驾东巡，百司扈从，太仓及三辅先所积贮且随见在发重臣分道赈给，计可支一二年。从东都更广漕运，以实关辅，待稍充实，车驾西还，即事无不济。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傥遇水旱，便即匮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家大计，不惮劬劳，祇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若能更广陕运，支粟入京，仓廪常有三二年粮，即无忧水旱。今天下输丁约有四百万人，每丁支出钱百文，五十文充营窖等用，贮纳司农及河南府陕州，以充其费。租米则各随远近，任自出脚，送纳东都。从都至陕，河路艰险，既用陆脚，无由广致。若能开通河漕，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且河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臣望沿流相次置仓。”上深然其言。寻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转运使，语在《食货志》。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钱三十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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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旧唐书》四九《食货志下》（参考《通典》一〇《食货典》漕运门等）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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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条曰：“江南户口稍广，仓库所资，惟出租庸，更无征防。缘水陆遥远，转运艰辛，功力虽劳，仓储不益。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仓，江南船至河口，即却还本州岛，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变造义仓，每年剩得一二百万石，即望数年之外仓廪转加。其江淮义仓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船可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始施用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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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知玄宗时关中经济不能自足情形及其救济之政策。裴耀卿之方略，第一在改良运输方法，即沿流相资置仓；第二在增加运输数量，即运江淮变造义仓。斯二者皆施行有效，然此尚为初步之政策，更进一步之政策则为就关中之地收买农产物，即所谓和籴；而改运江淮之粟为运布，即所谓回造纳布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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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五三《食货志》（参《通鉴》二一四《唐纪》“开元二十五年”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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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开元后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牛仙客为相，有彭果者献策广关辅之籴，京师粮禀益羡，自是玄宗不复幸东都。天宝中岁以钱六十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短递输京仓者百余万斛，米贱则少府加沽而籴，贵则贱价而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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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和籴在当日政治上之重要，表弟俞大纲君曾详论之，兹不复赘（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读高力士外传论变造和籴之法》）。今所欲论者，乃和籴之起源及与牛仙客之关系，至彭果与此政策之内容究有何联系，难以考知，故置不论。《旧唐书》一〇三《牛仙客传》（《新唐书》一三三《牛仙客传》略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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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仙客，泾州鹑觚人也。初为县小吏，县令傅文静甚重之。文静后为陇右营田使，引仙客参预其事，遂以军功累转洮州司马。开元初王君毚为河西节度使，以仙客为判官，甚委信之。萧嵩代君毚为河西节度使，又以军政委于仙客。及嵩入知政事，数称荐之。稍迁太仆少卿，判凉州别驾事，仍知节度留后事，竟代嵩为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开元廿四年秋代信安王袆为朔方行军大总管，右散骑常侍崔希逸代仙客知河西节度事。初仙客在河西节度时省用所积巨万，希逸以其事奏闻。上令刑部员外郎张利贞驰传往覆视之，仙客所积仓库盈满，器械精劲，皆如希逸之状。上大悦，以仙客为尚书，中书令张九龄执奏以为不可，乃加实封二百户，其年十一月九龄等罢知政事，遂以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知门下事。仙客既居相位，独善其身，唯诺而已。百司有所咨决，仙客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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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仙客以河湟一典史，跻至宰相，其与张九龄一段因缘为玄宗朝政治之一大公案，但与和籴事无直接关系，故此可不论。兹可注意者，为仙客出生及历官之地域并其在官所职掌及功绩数端，质言之，即以西北边隅之土著，致力于其地方之足食足兵之政略，而大显成效，遂特受奖擢，俾执中央政权是也。史传言其在相位庸碌，不敢有所裁决，自是实录，但施行和籴于关中，史虽言其议发于彭果，然实因仙客主持之力，乃能施行。夫关中用和籴法，乃特创之大事也，以仙客之庸谨，乃敢主之者，其事其法必其平生所素习，且谂知其能收效者，否则未必敢主其议。由此推论，则以和籴政策为足食足兵之法，其渊源所在疑舍西北边隅莫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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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二四《食货志》（参《通典》一二《食货典·轻重门》“义仓”条）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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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五年五月工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平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是时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损。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诏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二月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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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八八《仓及常平仓》（参《通典》一二《食货典》及《两唐书·食货志》等）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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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冑上言，请立义仓。上曰：“既为百姓先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制可之。永徽二年闰九月六日敕：“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下户五石，余各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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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隋志》纪述，知隋初社仓本为民间自理，后以多有费损，实同虚设，乃改为官家收办，但限于西北诸州边防要地者，以其处军食为国防所关，不得如他处之便可任人民自由处理也。又依户之等第纳粟，实已变开皇初立义仓时之劝导性质为强迫征收矣。唐初之义仓似即仿隋制，然卒令率户出粟，变为一种赋税，中唐以后遂为两税之一之重要收入，其详本章所不能论，然其演变之迹象与隋西北边诸州相同，则殊无疑，岂其间亦有因袭摹仿之关系耶？未敢确言之也。又观《唐会要》九〇《和籴门》所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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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四年八月诏京兆府于时价外加估和籴，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百姓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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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白氏长庆集》五八《论和籴状》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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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也。比来和籴，事则不然，但令府县散配户人，促立程限，严加征催，苟有稽迟，则被追捉，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人。若有司出钱，开场自籴，比于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臣久处村闾，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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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籴至少在德宗、宪宗之世，实际上为“散配户人，严加征催”之强迫收取人民农产品之方法，其何以由“和”买而变为强征，殊可深思。其在玄宗时如何情形固不能确知，但有可决言者，即和籴之制本为军食而设，如《唐会要》八八《仓及常平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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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八年十月敕：“诸军镇和籴贮备共三十三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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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同书九〇《和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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