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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五年五月工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平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是时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损。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诏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二月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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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八八《仓及常平仓》（参《通典》一二《食货典》及《两唐书·食货志》等）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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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冑上言，请立义仓。上曰：“既为百姓先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制可之。永徽二年闰九月六日敕：“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下户五石，余各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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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隋志》纪述，知隋初社仓本为民间自理，后以多有费损，实同虚设，乃改为官家收办，但限于西北诸州边防要地者，以其处军食为国防所关，不得如他处之便可任人民自由处理也。又依户之等第纳粟，实已变开皇初立义仓时之劝导性质为强迫征收矣。唐初之义仓似即仿隋制，然卒令率户出粟，变为一种赋税，中唐以后遂为两税之一之重要收入，其详本章所不能论，然其演变之迹象与隋西北边诸州相同，则殊无疑，岂其间亦有因袭摹仿之关系耶？未敢确言之也。又观《唐会要》九〇《和籴门》所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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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四年八月诏京兆府于时价外加估和籴，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百姓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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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白氏长庆集》五八《论和籴状》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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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也。比来和籴，事则不然，但令府县散配户人，促立程限，严加征催，苟有稽迟，则被追捉，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人。若有司出钱，开场自籴，比于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臣久处村闾，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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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籴至少在德宗、宪宗之世，实际上为“散配户人，严加征催”之强迫收取人民农产品之方法，其何以由“和”买而变为强征，殊可深思。其在玄宗时如何情形固不能确知，但有可决言者，即和籴之制本为军食而设，如《唐会要》八八《仓及常平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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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八年十月敕：“诸军镇和籴贮备共三十三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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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同书九〇《和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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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元年二月敕：“其京北、京西和籴使宜勒停，先是度支以近储无备，请置和籴使，经年无效，徒扰边民，故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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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了然隋代以全国社仓人民处理不善，特在西北边州军防之地改官办之制，即是令人民直接间接纳粟于军镇，其后改为依户等纳粟，亦是“配户征催”之制也。唐贞观义仓之制为全国普遍制，江南尚且实施，西北更应一律遵行，而西北自贞观至开元其间皆有军事关系，为屯驻重兵之地，观《通典》一二《食货典·轻重门》“义仓”条（参《旧唐书》九三及《新唐书》一一一《薛讷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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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太后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其后公私窘迫，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义仓费用向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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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知西北边州军需之广，义仓亦必贷尽而有所不足也。但欲足军食，舍和籴莫由，故《通鉴》二一四《唐纪》三〇“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条（参前引《新唐书·食货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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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西北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献策，请行籴法于关中。〔九月〕戊子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自是关中蓄积羡益，车驾不复幸东都矣。癸巳，敕河南、北租应输含嘉太原仓者皆留输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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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北边州本行和籴之法，而牛仙客、彭果因以推行于关中。牛仙客本由河湟典史历官西北甚久，以能足食足兵显名，致位宰相，则西北和籴之法仙客必早已行之而有效。而其所以能著效者，除有充足之财货足以为和买之资外，尚须具备有二条件：一为其地农民人口繁殖，足以增加农产品数量；二为其地已习用此类带有强迫性收买之方法。请略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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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籴者，就地收购农产物之谓，故必须其地农民人口繁殖，有充分之生产，始得行收购之实。隋季西北诸州虽罹战祸，然休养生息至唐玄宗之晚年，必已恢复繁盛，加以政府施行充实西北边州之政策，故其地遂为当日全国最富饶之区域。《通鉴》二一六《唐纪》三二“天宝十二载以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条述当日河西之盛况（寅恪案：此采自《明皇杂录》，又《元氏长庆集》二四《和李校书新题乐府西凉伎》一诗亦可参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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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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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西北边州富庶若此，和籴政策第一条件既已备具，则就其地以推行此政策，自不困难，可无疑也。又和籴之法若官所出价，逾于地方时估者甚高，虽可以利诱民，然政府所费过巨，如收购之数量甚多，则不易支久；如官方所出价与地方时估相差无几，则区区微利之引诱，必不能使农民自动与胥吏交易。盖农民大抵畏吏胥如虎狼，避之唯恐不及，此则无古今之异，不俟烦言而解者也。是以必带有习惯性及强迫性，和籴之法始能施行有效，而不致病民。考西北边州自隋开皇时已行按户纳粟于官仓或军仓之制，其性质即与白香山所谓“散配户人，严加征催”，实无不同。虽西北边州施行贞观义仓之制，已变为一种赋税，而史言西北宿重兵，其地早行和籴，则和籴之法在西北边州谅亦不过依隋代按户纳粟于军仓之制，但略给价，以资利诱，其基本之手续方法似无大异，以上下相习，为日已久，遂能成效卓著也。至元和时关中和籴之法所以变为厉民之政者，盖和籴之法本带强迫性质，以非如是，无以成事，不过值国库优裕，人民富庶之时，政府既能给价，人民亦易负担，故当时尚不视为病民之政耳。此和籴之法所应具备之第二条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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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西北边州早行和籴之法，史已明言。牛仙客推行引用于关辅，此和籴之法乃由西北地方制度一变而成中央政府制度，所谓唐代制度之河西地方化者是也。至和籴之法在西北开元二十五年以前其详虽不可考，但今敦煌所出写本中犹存天宝四载豆卢军和籴计帐残本（刊载《敦煌掇琐（中辑）》六六号，寅恪曾考论其中“升斗”两字，载一九三六年十月《清华学报》《读〈秦妇吟〉》文中），尚可据以推知其大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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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既用牛仙客和籴之法，关中经济可以自给，则裴耀卿转运江淮变造等农产品之政策成为不必要。但江淮之农产品虽不需，而其代替农产品可作财货以供和籴收购之（麻）布，则仍须输入京师，借之充实关中财富力量也。故《旧唐书》九《玄宗本纪下》（参考前引《通鉴》“开元二十五年”条及《唐会要》八三《租税下》所载开元二十五年三月三日敕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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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戊午罢江淮运，停河北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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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六《食货典·赋税下》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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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五年定令〕，其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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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自开国以来其人民所缴纳之租本应为粟，今忽改而为布，乃国家财政制度上之一大变革，此中外史家所共知者也。尝就阅读所及，凡论此改革之文虽颇不少，似尚未有深探此变制之所从来者，不揣鄙陋，试略证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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