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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白氏长庆集》五八《论和籴状》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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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也。比来和籴，事则不然，但令府县散配户人，促立程限，严加征催，苟有稽迟，则被追捉，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人。若有司出钱，开场自籴，比于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臣久处村闾，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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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籴至少在德宗、宪宗之世，实际上为“散配户人，严加征催”之强迫收取人民农产品之方法，其何以由“和”买而变为强征，殊可深思。其在玄宗时如何情形固不能确知，但有可决言者，即和籴之制本为军食而设，如《唐会要》八八《仓及常平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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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八年十月敕：“诸军镇和籴贮备共三十三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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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同书九〇《和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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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元年二月敕：“其京北、京西和籴使宜勒停，先是度支以近储无备，请置和籴使，经年无效，徒扰边民，故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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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了然隋代以全国社仓人民处理不善，特在西北边州军防之地改官办之制，即是令人民直接间接纳粟于军镇，其后改为依户等纳粟，亦是“配户征催”之制也。唐贞观义仓之制为全国普遍制，江南尚且实施，西北更应一律遵行，而西北自贞观至开元其间皆有军事关系，为屯驻重兵之地，观《通典》一二《食货典·轻重门》“义仓”条（参《旧唐书》九三及《新唐书》一一一《薛讷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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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太后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其后公私窘迫，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义仓费用向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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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知西北边州军需之广，义仓亦必贷尽而有所不足也。但欲足军食，舍和籴莫由，故《通鉴》二一四《唐纪》三〇“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条（参前引《新唐书·食货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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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西北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献策，请行籴法于关中。〔九月〕戊子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自是关中蓄积羡益，车驾不复幸东都矣。癸巳，敕河南、北租应输含嘉太原仓者皆留输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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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北边州本行和籴之法，而牛仙客、彭果因以推行于关中。牛仙客本由河湟典史历官西北甚久，以能足食足兵显名，致位宰相，则西北和籴之法仙客必早已行之而有效。而其所以能著效者，除有充足之财货足以为和买之资外，尚须具备有二条件：一为其地农民人口繁殖，足以增加农产品数量；二为其地已习用此类带有强迫性收买之方法。请略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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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籴者，就地收购农产物之谓，故必须其地农民人口繁殖，有充分之生产，始得行收购之实。隋季西北诸州虽罹战祸，然休养生息至唐玄宗之晚年，必已恢复繁盛，加以政府施行充实西北边州之政策，故其地遂为当日全国最富饶之区域。《通鉴》二一六《唐纪》三二“天宝十二载以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条述当日河西之盛况（寅恪案：此采自《明皇杂录》，又《元氏长庆集》二四《和李校书新题乐府西凉伎》一诗亦可参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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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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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西北边州富庶若此，和籴政策第一条件既已备具，则就其地以推行此政策，自不困难，可无疑也。又和籴之法若官所出价，逾于地方时估者甚高，虽可以利诱民，然政府所费过巨，如收购之数量甚多，则不易支久；如官方所出价与地方时估相差无几，则区区微利之引诱，必不能使农民自动与胥吏交易。盖农民大抵畏吏胥如虎狼，避之唯恐不及，此则无古今之异，不俟烦言而解者也。是以必带有习惯性及强迫性，和籴之法始能施行有效，而不致病民。考西北边州自隋开皇时已行按户纳粟于官仓或军仓之制，其性质即与白香山所谓“散配户人，严加征催”，实无不同。虽西北边州施行贞观义仓之制，已变为一种赋税，而史言西北宿重兵，其地早行和籴，则和籴之法在西北边州谅亦不过依隋代按户纳粟于军仓之制，但略给价，以资利诱，其基本之手续方法似无大异，以上下相习，为日已久，遂能成效卓著也。至元和时关中和籴之法所以变为厉民之政者，盖和籴之法本带强迫性质，以非如是，无以成事，不过值国库优裕，人民富庶之时，政府既能给价，人民亦易负担，故当时尚不视为病民之政耳。此和籴之法所应具备之第二条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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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西北边州早行和籴之法，史已明言。牛仙客推行引用于关辅，此和籴之法乃由西北地方制度一变而成中央政府制度，所谓唐代制度之河西地方化者是也。至和籴之法在西北开元二十五年以前其详虽不可考，但今敦煌所出写本中犹存天宝四载豆卢军和籴计帐残本（刊载《敦煌掇琐（中辑）》六六号，寅恪曾考论其中“升斗”两字，载一九三六年十月《清华学报》《读〈秦妇吟〉》文中），尚可据以推知其大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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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既用牛仙客和籴之法，关中经济可以自给，则裴耀卿转运江淮变造等农产品之政策成为不必要。但江淮之农产品虽不需，而其代替农产品可作财货以供和籴收购之（麻）布，则仍须输入京师，借之充实关中财富力量也。故《旧唐书》九《玄宗本纪下》（参考前引《通鉴》“开元二十五年”条及《唐会要》八三《租税下》所载开元二十五年三月三日敕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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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戊午罢江淮运，停河北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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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六《食货典·赋税下》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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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五年定令〕，其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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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自开国以来其人民所缴纳之租本应为粟，今忽改而为布，乃国家财政制度上之一大变革，此中外史家所共知者也。尝就阅读所及，凡论此改革之文虽颇不少，似尚未有深探此变制之所从来者，不揣鄙陋，试略证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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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此制乃南朝旧制，南朝虽并于北朝，此纳布代租之制仍遗存于江南诸州，殆为地方一隅之惯例，至武则天时此制乃渐推广施行，至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中央政府以之编入令典，遂成为一代之制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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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Sir M. A. Stein著Innermost Asia，Vol.Ⅲ，Plates CXXVII载其在Astana Cemetery所发见之布二端，其一端之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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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州信安县显德乡梅山里祝伯亮租布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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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宅元年十一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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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此乃代租之布，故谓之租布，考婺州在唐代为江南道辖地，此即开元二十五年新令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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