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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同卷《谢叔方传》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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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诛隐太子及元吉于玄武门，叔方率〔齐王〕府兵与冯立合军拒战于北阙下，杀敬君弘、吕世衡。太宗兵不振，秦府护军尉迟敬德传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马号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命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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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故也。然则玄武门为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变成败之关键，至为明显，但此中实有未发之覆，即玄武门地势之重要，建成、元吉岂有不知，必应早有所防卫，何能令太宗之死党得先隐伏夺据此要害之地乎？今得见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二六四〇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然后知太宗与建成、元吉两方皆诱致对敌之勇将。常何旧曾隶属建成，而为太宗所利诱。当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常何实任屯守玄武门之职，故建成不以致疑，而太宗因之窃发。迨太宗既杀其兄弟之后，常何遂总率北门之屯军矣。此亦新史料之发见，足资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也。至于敬君弘、吕世衡则观太宗数冯立罪所言，殆与常何同为太宗之党欤？史料缺乏，未敢遽定，俟更详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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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九一《桓彦范传》（《新唐书》一二〇《桓彦范传》同，并参《旧唐书》一八七上、《新唐书》一九一《忠义传·王同皎传》）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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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柬之遽引彦范及〔敬〕晖并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共图其事。时皇太子每于北门起居，彦范与晖因得谒见，密陈其计，太子从之。神龙元年正月彦范与敬晖及左羽林将军李湛、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杨元琰，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五百余人讨〔张〕易之、昌宗于宫中。令李湛、李多祚就东宫迎太子。兵至玄武门，彦范等奉太子斩关而入。时则天在迎仙宫之集仙殿，斩易之、昌宗于廊下，明日太子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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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一〇九《李多祚传》（《新唐书》一一〇《李多祚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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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以军功历位右羽林大将军，前后掌禁兵北门宿卫二十余年。神龙初，张柬之将诛张易之兄弟，引多祚筹其事，谓曰：“将军在北门几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将军位极武臣，岂非大帝之恩乎？”曰：“然。”又曰：“既感大帝殊泽，能有报乎？大帝之子见在东宫，张易之兄弟擅权，朝夕危逼，诚能报恩，正属今日。”多祚曰：“苟缘王室，唯相公所使。”遂与柬之等定谋诛易之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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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武则天虽居洛阳，然东都宫城之玄武门亦与长安宫城之玄武门同一位置，俱为形势要害之地。中宗复辟之成功，实在沟通北门禁军之故。张柬之既得羽林军统将李多祚之同意，大局即定，虽以武曌之枭杰，亦无抵御之能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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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八六《节愍太子重俊传》（《新唐书》八一《节愍太子重俊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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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三年七月〔重俊〕率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矫制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杀〔武〕三思及〔武〕崇训于其第，又令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分兵守宫城诸门，自率兵趋肃章门，斩关而入，求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所在。韦庶人及〔安乐〕公主遽拥帝（中宗）驰赴玄武门楼，召左羽林将军刘仁景等令率留军飞骑及百余人于楼下列守。俄而多祚等兵至，欲突玄武门楼，宿卫者拒之，不得进。帝据槛呼多祚等所将千骑，谓曰：“汝等并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归顺，斩多祚等，与汝富贵。”于是千骑王欢喜等倒戈斩多祚等，余党遂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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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李多祚以一人之身，二次躬率禁军预闻中央政治革命之役，然而前后成败互异者，以神龙三年七月辛丑之役韦后、安乐公主等犹得拥护中宗，及保有刘仁景等一部分之北门卫兵，故能据守玄武门楼之要地，及中宗亲行宣谕，而多祚等所率之禁军遂倒戈自杀，一败涂地矣。然则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与玄武门之地势及守卫北门禁军之关系如是重大，治唐史者诚不宜忽视之也。《旧唐书》八《玄宗纪上》（《新唐书》五《玄宗纪》及《通鉴》二〇九“景龙四年六月”条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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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隆元年六月〕庚子夜〔上〕率〔刘〕幽求等数十人自苑南入，总监钟绍京又率丁匠百余以从，分遣万骑往玄武门，杀羽林将军韦播、高嵩，持首而至，众皆欢叫大集。攻白兽、玄德等门，斩关而进。左万骑自左入，右万骑自右入，合于凌烟阁前，时太极殿前有宿卫梓宫万骑，闻噪声，皆披甲应之，韦庶人惶惑走入飞骑营，为乱兵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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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五一《后妃传上·中宗韦庶人传》（《新唐书》七六《后妃传·中宗韦庶人传》同，并参考《旧唐书》一八三、《新唐书》二〇六《外戚传·韦温传》）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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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中宗）遇毒暴崩，后惧，秘不发丧。定策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召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分为左右营，然后发丧。少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临朝摄政。韦温总知内外兵马，守援宫掖。驸马韦捷、韦濯分掌左右屯营。武延秀及温从子播、族弟璿、外甥高嵩典左右羽林军及飞骑。播、璿欲先树威严，拜官日先鞭万骑数人，众皆怨，不为之用。临淄王率薛崇简、钟绍京、刘幽求等领万骑入自玄武门，至左羽林军，斩将军韦璿、韦播及中郎将高嵩于寝帐，遂斩关而入，至太极殿，后惶骇遁入殿前飞骑营，为乱兵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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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一〇六《王毛仲传》（《新唐书》一二一《王毛仲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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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太宗贞观中择官户蕃口中少年骁勇者百人，每出游猎，令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鞯，着画兽文衫，谓之百骑。至则天时渐加其人，谓之千骑，分隶左右羽林营。孝和谓之万骑，亦置使以领之。玄宗在藩邸时，常接其豪俊者，或赐饮食财帛，以此尽归心焉。毛仲亦悟玄宗之旨，待之甚谨，玄宗益怜其敏慧。及〔景龙〕四年六月中宗遇弒，韦后称制，令韦播、高嵩为羽林将军，令押千骑营（寅恪案：《通鉴》“千”作“万”，是，盖中宗已改千骑为万骑矣，温公之精密有如是者），榜棰以取威。其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相与见玄宗诉冤。会玄宗已与刘幽求、麻嗣宗、薛崇简等谋举大计，相顾益欢，令幽求讽之，皆愿决死从命。及二十日夜玄宗入苑中，乙夜福顺等至，玄宗曰：“与公等除大逆，安社稷，各取富贵，在于俄顷，何以取信？”福顺等请号而行，斯须斩韦播、韦璿、高嵩等头来，玄宗举火视之。又召钟绍京领总监丁匠刀锯百人王，因斩关而入，后及安乐公主等皆为乱兵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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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玄宗景龙四年六月二十日夜之举兵，与三年前即神龙三年七月六日节愍太子重俊发动之玄武门事变正复相似，而成败不同者，以玄宗能预结羽林万骑诸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而韦后死党守卫玄武门之羽林禁军统将如韦播、韦璿、高嵩等，皆为其部下所杀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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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上所述自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中央政治革命凡四次，俱以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为成败之关键。然此皆诉诸武力，公开决战者。至于武曌之改唐为周，韦氏之潜移政柄，其转变不出闱闼之间，兵不血刃，而全国莫之能抗，则以“关中本位政策”施行以来，内重外轻之势所致也。然自玄宗末年安史叛乱之后，内外轻重之形势既与以前不同，中央政变除极少破例及极小限制外，大抵不决之于公开战争（唐末强藩与中央政府权臣及阉寺离合之关系构成战乱，其事应列入统治阶级之升降及党派分野范围论之。故凡本书所未能详述者，以义类推之可知也），而在宫廷之内以争取皇位继承之形式出之。于是皇位继承之无固定性及新旧君主接续之交，辄有政变发生，遂为唐代政治史之一大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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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自开国时建成即号为皇太子，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夺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变，已详前述，且其事为世所习知者也。太宗立承乾为皇太子，承乾乃长孙皇后之长子，既居长嫡之位，其他诸子又无太宗之功业声望可以启其窥伺之心者，然承乾终被废弃，而诸子争立，太宗心中之苦闷及其举止之失态，观两唐书《长孙无忌传》所载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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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六五《长孙无忌传》（《新唐书》一〇五《长孙无忌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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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晋王，而限以非次，回惑不决。御两仪殿，群官尽出，独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憀。”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因下拜。太宗谓无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论何如？”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舞蹈同音，臣负陛下万死。”于是建立遂定，因加授无忌太子太师。寻而太宗又欲立吴王恪，无忌密争之，其事遂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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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太宗盖世英雄，果于决断，而至皇位继承问题乃作如此可笑之状，虽或施用权术，故为失态，借以笼制诸腹心大臣，然其内心之烦恼回惑已臻极点，则无可疑。盖皇位继承既不固定，则朝臣党派之活动必不能止息，太宗之苦闷不堪，实职此之由也。又观于其经此戏剧式之御前会议，建立晋王为太子之后，复欲改立吴王恪，可知当日皇位继承终是摇动不固定之事，因此，太子之嗣位亦不得不别有拥戴扶立之元勋。若皇储之继承权本极固定者，则此辈元勋何从得居拥立之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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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高宗本庸懦之主，受制于武后，其皇储之不固定夫何足怪？而武曌则为旷世怪杰，既屡屠杀其亲生之子孙，何况区区废立之事？故其皇位继承之不定乃更意中事也。若立子立侄之问题乃属于别一范围，兹不讨论，仅略引有关高宗武曌废立其子之史文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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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八六《燕王忠传》（《新唐书》八一《燕王忠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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