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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风言：代宗宠独孤妃，而又爱其子韩王回，晏密启请立独孤为皇后。〔杨〕炎奏言：“赖祖宗福佑，先皇（代宗）与陛下（德宗）不为贼臣所间，不然，刘晏、黎干之辈摇动社稷，凶谋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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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一三七《赵涓传》（《新唐书》一六一《赵涓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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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初，涓为监察御史。时禁中失火烧屋室数十间，火发处与东宫稍近，代宗深疑之。涓为巡使，俾令即讯。涓周历壖囿，按据迹状，乃上直中官遗火所致也。推鞫明审，颇尽事情，既奏，代宗称赏焉。德宗时在东宫，常感涓之究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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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此德宗为太子时，其皇位继承权亦不固定之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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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七《顺宗纪》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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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十四年十二月乙卯立为皇太子，郜国公主以蛊事得罪，太子妃其女也。德宗疑之，几废者屡矣，赖李泌保护，乃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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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三〇《李泌传》（《新唐书》一三九《李泌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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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宗在春宫，妃萧氏母郜国公主交通外人，上（德宗）疑其有他，连坐贬黜者数人，皇储亦危，泌百端奏说，上意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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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一五九《卫次公传》（《新唐书》一六四《卫次公传》同，并参考《旧唐书》一五九《郑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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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遐，时东宫（顺宗）疾恙方甚，仓卒召学士郑等至金銮殿。中人或云：“内中商量所立未定。”众人未对。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顺宗）既有疾，地居冢嫡，内外系心，必不得已，当立广陵王（宪宗），若有异图，祸难未已。”等随而唱之，众议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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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通鉴》二三二“贞元三年六月”条及二三三“贞元三年八月”条载顺宗为皇太子时几被废黜事甚详，盖与《新唐书·李泌传》同采自《邺侯家传》，李繁述其父事虽多溢美，然顺宗当日皇位继承权之动摇则为事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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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时代之次序，此下当论述宪宗之事迹。但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著事例，且唐代外廷士大夫之牛李党争即起于宪宗元和之世。兹为叙述便利之故，本篇中专论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之事实，则至德宗顺宗之交为止。此后以内廷及外朝之党派关系与皇位继承二端合并论证，而在论证此二端之前，先一言唐代士大夫党派分野之界线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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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统治阶级在武曌未破坏“关中本位政策”以前，除宇文泰所创建之胡汉关陇集团胡汉诸族外，则为北朝传统之山东士族，凡外廷士大夫大抵为此类之人也。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如范阳卢氏者，山东士族中第一等门第也，然魏收著《魏书》，其第四七卷《卢玄传》论（李延寿于《北史》三〇卢玄等传论即承用伯起元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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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玄绪业著闻，首应旌命，子孙继迹，为世盛门。其文武功业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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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伯起此言不独限于北魏时之范阳卢氏，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魏晋之际虽一般社会有巨族、小族之分，苟小族之男子以才器著闻，得称为“名士”者，则其人之政治及社会地位即与巨族之子弟无所区别，小族之女子苟能以礼法特见尊重，则亦可与高门通婚，非若后来士族之婚宦二事专以祖宗官职高下为惟一之标准者也。此点关系两晋、南北朝士族问题之全部，兹篇殊难详悉考辨。故除上引《魏书·卢玄传》论之关于河北者外，更举关于江左一事，以为例证，其余不能多及，但可以类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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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九〇上《文苑传上·袁朗传》（《新唐书》二〇一《文艺传上·袁朗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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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朗，其先自陈郡仕江左，世为冠族。朗自以中外人物为海内冠族，虽琅邪王氏继有台鼎，而历朝首为佐命，鄙之不以为伍。朗孙谊又虞世南外孙，神功中为苏州刺史，尝因视事，司马清河张沛通谒，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谊揖之曰：“司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长史，是陇西李亶，天下甲门。”谊曰：“司马何言之失？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瞻，始可称举，老夫是也。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利禄，作时柱石，见危致命，则旷代无人，何可说之，以为门户？”沛怀惭而退，时人以为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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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袁谊、张沛之言皆是也，不过袁说代表六朝初期门第原始本义，张说代表六朝后期及隋唐时代门第演化通义，其分别如是而已，然于此亦可观古今世变矣。又袁谊“山东人尚于婚媾”之言，可取与《新唐书》一九九《儒学传中·柳冲传》附载柳芳论氏族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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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之人尚婚娅，江左之人尚人物，关中之人尚冠冕，代北之人尚贵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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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语参证。其实袁张之异同亦涉及地域及种族问题，匪仅古今时间之关系，但此非本篇所能具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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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此事寅恪尝于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论之，兹不复赘。但东汉学术之重心在京师之太学，学术与政治之关锁则为经学，盖以通经义、励名行为仕宦之途径，而致身通显也。自东汉末年中原丧乱以后，学术重心自京师之太学移转于地方之豪族，学术本身虽亦有变迁，然其与政治之关锁仍循其东汉以来通经义、励名行以致从政之一贯轨辙。此点在河北即所谓山东地域尤为显著，实与唐高宗、武则天后之专尚进士科，以文词为清流仕进之唯一途径者大有不同也。由此可设一假定之说：即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其间山东旧族亦有由进士出身，而放浪才华之人或为公卿高门之子弟者，则因旧日之士族既已沦替，乃与新兴阶级渐染混同，而新兴阶级虽已取得统治地位，仍未具旧日山东旧族之礼法门风，其子弟逞才放浪之习气犹不能改易也。总之，两种新旧不同之士大夫阶级空间时间既非绝对隔离，自不能无传染熏习之事。但两者分野之界画要必于其社会历史背景求之，然后唐代士大夫最大党派如牛李诸党之如何构成，以及其与内廷阉寺之党派互相勾结利用之隐微本末，始可以豁然通解，请略征史实，以证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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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八上《武宗纪》“会昌四年末”载宰相李德裕之言（参考《新唐书》四四《选举志》，又《唐语林》一《言语类》“李太尉德裕未出学院”条，谓“德裕父吉甫劝勉德裕应举”及“玉泉子李德裕以己非科第”条所言，恐皆不可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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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李栖筠）天宝末以仕进无他歧，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目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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