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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旧唐书》一五九《崔群传》（《新唐书》一六五《崔群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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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议上尊号，皇甫镈欲加“孝德”二字。群曰：有“睿圣”，则“孝德”在其中矣。竟为镈所构，宪宗不乐，出为湖南观察都团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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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皇甫镈以靳惜“孝德”二字构崔群，宪宗竟信其语，因之不乐而出群。据此，宪宗之于其父，似内有惭德也。然则永贞内禅一役必有隐秘不能昌言者，从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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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党派之争起于宪宗之世，宪宗为唐室中兴英主，其为政宗旨在矫正大历、贞元姑息苟安之积习，即用武力削平藩镇，重振中央政府之威望。当时主张用兵之士大夫大抵属于后来所谓李党，反对用兵之士大夫则多为李吉甫之政敌，即后来所谓牛党。而主持用兵之内廷阉寺一派又与外朝之李党互相呼应，自不待言。是以元和一朝此主用兵派之阉寺始终柄权，用兵之政策因得以维持不改。及内廷阉寺党派竞争既烈，宪宗为别一反对派之阉寺所弒，穆宗因此辈弑逆徒党之拥立而即帝位，于是“销兵”之议行，而朝局大变矣（后来牛李二党魁维州之异同与此点亦有关，不仅由僧孺之嫉功也。可参考《旧唐书》一七二、《新唐书》一七四《牛僧孺传》及《唐文粹》五六李珏撰《牛僧孺神道碑》、杜牧《樊川集》七《牛僧孺墓志铭》，而《通鉴》二四七“会昌三年三月”条司马光之论及胡三省之《注》尤可注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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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八四《宦官传·吐突承璀传》（《新唐书》二〇七《宦者传上·吐突承璀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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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突承璀幼以黄门直东宫，宪宗即位，授内常侍，知内侍省事，俄授左军中尉。〔元和〕四年王承宗叛，诏以承璀为河中等道赴镇州行营兵马招讨等使。谏官上疏相属，皆言：“自古无中贵人为兵马统帅者”，宪宗不获已，改为充镇州已东招抚处置等使。出师经年无功，承璀班师，仍为禁军中尉。段平仲抗疏，极论承璀轻谋弊赋，请斩之以谢天下。宪宗不获已，降为军器使，俄复为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出为淮南节度监军使，上待承璀之意未已，而宰相李绛在翰林时数论承璀之过，故出之。八年欲召承璀还，乃罢绛相位，承璀还复为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建议请立澧王宽为太子，宪宗不纳，立遂王宥。穆宗即位，衔承璀不佑己，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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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一六四《李绛传》（《新唐书》一五二《李绛传》多采《李相国论事集》，可参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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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突承璀恩宠莫二，是岁（元和六年）将用绛为宰相，前一日出承璀为淮南监军，翌日降制，以绛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绛梗直，多所规谏，故与吉甫不协，时议者以吉甫通于承璀，故绛尤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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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一四八《李吉甫传》（《新唐书》一四六《李栖筠传》附吉甫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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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辟反，帝（宪宗）命诛讨之，计未决，吉甫密赞其谋，兼请广征江淮之师，由三峡路入，以分蜀寇之力，事皆允从，由是甚见亲信。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请袭父位，吉甫以淮西内地，不同河朔，且四境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为守御，宜因时而取之，颇叶上旨，始为经度淮西之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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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二〇一《文艺传上·元万顷传》附义方传（《通鉴》二三八“元和七年正月辛未”条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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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虢商二州刺史福建观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闽人也，义方用其亲属为右职，李吉甫再当国，阴欲承璀奥助，即召义方为京兆尹。（寅恪案：《新唐书》及《通鉴》俱采自《李相国论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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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宪宗与吐突承璀之关系可谓密切矣。故元和朝用兵之政策必为在内廷神策中尉吐突承璀所主持，而在外朝赞成用兵之宰相李吉甫其与承璀有连，殊不足异也。至《旧唐书》一三七《吕渭传》附温传（《新唐书》一六〇《吕渭传》附温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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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三年吉甫为中官所恶，将出镇扬州，温欲乘其有间，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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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谓“中官”疑是宦官中之别一党派，与吐突承璀处于反对之地位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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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六七《李逢吉传》（《新唐书》一七四《李逢吉传》同，并参《旧唐书》一七二、《新唐书》一六六《令狐楚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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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用兵讨淮蔡，宪宗以兵机委裴度。逢吉虑其成功，密沮之，繇是相恶。及度亲征，学士令狐楚为度制辞，言不合旨。楚与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罢楚学士，罢逢吉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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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一七〇《裴度传》（《新唐书》一七三《裴度传》同，并参《旧唐书》一七二、《新唐书》一〇一《萧瑀传》附俛传、《旧唐书》一六八、《新唐书》一七七《钱徽传》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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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诏群臣各献诛吴元济可否之状，朝臣多言罢兵赦罪为便，翰林学士钱徽萧俛语尤切。唯度言：贼不可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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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元和廷议用兵淮蔡之时，宪宗总持于上，吐突承璀之流主张于内，而外朝士大夫持论虽有异同，然其初未必遽有社会阶级之背景存乎其间也。不意与吐突承璀交结赞助用兵出自山东旧门之外廷宰相李吉甫，其个人适为新兴阶级之急进派牛僧孺等所痛诋，竟酿成互相报复之行动。夫两派既势不并立，自然各就其气类所近招求同党，于是两种不同社会阶级争取政治地位之竞争，遂因此表面形式化矣。及其后斗争之程度随时间之久长逐渐增剧，当日士大夫纵欲置身于局外之中立，亦几不可能。如牛党白居易之以消极被容（乐天幸生世较早耳，若升朝更晚，恐亦难幸免也），柳仲郢之以行谊见谅，可谓例外。其余之人若无固定显明之表示，如出入牛李未能始终属于一党之李商隐，则卒为两党所俱不收，而“名宦不造，坎终身（《旧唐书》一九〇下《文苑传下·李商隐传》语）。此点为研究唐代中晚之际士大夫身世之最要关键，甚不可忽略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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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七六《李宗闵传》（《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同，并参考《新唐书》一七四《牛僧孺传》，《旧唐书》一四八、《新唐书》一六九《裴垍传》，《旧唐书》一五八、《新唐书》一六九《韦贯之传》，《旧唐书》一六四、《新唐书》一六三《杨于陵传》，《旧唐书》一六九、《新唐书》一七九《王涯传》，《旧唐书》一四《宪宗纪下》“元和三年夏四月”条，《通鉴》二三七“元和三年四月”条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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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闵，宗室郑王元懿之后，贞元二十一年进士擢第，元和四年（寅恪案：“四年”当作“三年”）复登制举贤良方正科。初宗闵与牛僧孺同年登进士第，又与僧孺同年登制科。应制之岁，李吉甫为宰相当国，宗闵、僧孺对策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鲠直，无所回避。考策官杨于陵、韦贯之、李益等又第其策，为中等，又为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语，同为唱诽。又言：翰林学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选，考核之际不先上言，裴垍时为学士，居中覆视，无所异同。吉甫泣诉于上前，宪宗不获已，罢王涯、裴垍学士。垍守户部侍郎，涯守都官员外郎，吏部尚书杨于陵出为岭南节度使，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出为果州刺史，王涯再贬虢州司马，贯之再贬巴州刺史。僧孺、宗闵亦久之不调，随牒诸侯府，七年吉甫卒，方入朝为监察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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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七一《张仲方传》（《新唐书》一二六《张九龄传》附仲方传同，并参考《白氏长庆集》六一《张仲方墓志铭》）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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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方，韶州始兴人，伯祖文献公九龄开元朝名相。仲方贞元中进士擢第，宏辞登科，历侍御史仓部员外郎。会吕温、羊士谔诬告宰相李吉甫阴事，二人俱贬。仲方坐吕温贡举门生，出为金州刺史（寅恪案：此亦座主门生关系密切之例证）。吉甫卒，入为度支郎中。时太常定吉甫谥为恭懿，博士尉迟汾请为敬宪。仲方驳议曰：“兵者凶器，不可从我始。师徒暴野，戎马生郊，僵尸血流，胔骼成岳，酷毒之痛号诉无辜。剿绝群生，迨今四载，祸胎之肇实始其谋。请俟蔡寇将平，天下无事，然后都堂聚议，谥亦未迟。”宪宗方用兵，恶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贬为遂州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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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一七二《萧俛传》（《新唐书》一〇一《萧瑀传》附俛传同）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