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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白建既字彦举，与北齐主兵大臣之姓氏名字俱无差异，是即白香山所自承之祖先也。但其官则为北周弘农郡守，与北齐赠司空之事绝不能相容，其间必有窜改附会，自无可疑。岂居易、敏中之先世赐田本属于一后周姓白名某字某之弘农郡守，而其人却是乐天兄弟真正之祖宗，故其所赐庄宅能在后周境内，后来子孙远攀异国之贵显，遂致前代祖宗横遭“李树代桃”之厄耶？今虽难确定此一重公案，而新兴阶级所谓前代赐田之不能作绝对可信之物证，亦由是得以推知也。至白氏亲舅甥之婚配（见近刊《罗贞松先生遗稿》），乃新兴阶级之陋习，宜其为尊尚礼法门风之山东旧族所鄙薄。又白香山之违犯当时名教，坐不孝贬官，虽有政治性质，终亦与其门族渊源不无关系，但非兹篇所能旁及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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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旧唐书》一七二《令狐楚传》（《新唐书》一六六《令狐楚传》略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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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楚自言国初十八学士德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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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令狐楚传》虽删去“自言”二字，据其书七五下《宰相世系表》令狐氏条，楚实非出自德棻。然则《旧传》“自言”之语固不应删也。夫楚绹父子继世宰相，尤为牛党之中坚，而其家世谱牒之有所依托，亦与白敏中相同。是牛党或新兴阶级所自称之门阀不足信赖，观此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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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就牛李党派之分画以进士科及旧门族为标识一点尚有须注意者，即李栖筠在天宝末年已以仕进无他途，不得不举进士（见前引《旧唐书·武宗纪》中李德裕语），则贞元以后宰相多以翰林学士为之，而翰林学士复出自进士词科之高选，山东旧族苟欲致身通显，自宜趋赴进士之科，此山东旧族所以多由进士出身，与新兴阶级同化，而新兴阶级复已累代贵仕，转成乔木世臣之家矣。如杨收一门者可谓唐末五代间之世家也，观《旧唐书》一七七《杨收传》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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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收自言隋越公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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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门非世冑，位以艺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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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一例。然唐末黄巢失败后，朱全忠遂执统治之大权。凡借进士词科仕进之士大夫，不论其为旧族或新门，俱目为清流，而使同罹白马之祸，斯又中古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见《旧唐书》二〇《哀帝纪》“天祐二年三月癸巳”敕文、一一三《裴遵庆传》附枢传及《新唐书》一四〇《裴遵庆传》附枢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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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倡伎文学有密切关系，孙棨《北里志》所载即是一证。又如韩偓以忠节著闻，其平生著述中《香奁》一集，淫艳之词亦大抵应进士举时所作（寅恪案：此集冬郎《自序》中“大盗入关”之语实指黄巢陷长安而言。震钧即唐晏作《韩承旨年谱》乃误以大盗属之朱全忠，遂解释诗旨，多所附会，殊不可信也，以不在此篇范围，故不详辨）。然则进士之科其中固多浮薄之士，李德裕、郑覃之言殊未可厚非，而数百年社会阶级之背景实与有关涉，抑又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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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牛党之才人杜牧，实以放浪著称。《唐语林》七《补遗》所载“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条，“杜舍人牧恃才名颇纵酒色”条，及其《樊川集》中《遣怀七绝》“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之句等皆是其证例。或疑其祖佑既为宰相，而兼通儒，是其人乃名家之子弟，似不可列之新兴阶级中。但详考其家世风习，则知佑之父希望实以边将进用（见《新唐书》一六六《杜佑传》及《唐文粹》六八权德舆撰《杜佑墓志铭》），虽亦号为旧家，并非士大夫之胜流门族。《旧唐书》一四七《杜佑传》（《新唐书》一六六《杜佑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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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在淮南时，妻梁氏亡后，升嬖妾李氏为正室，封密国夫人，亲族子弟言之，不从，时论非之。（寅恪案：权文公铭佑之墓，而不载李氏者，殆为之讳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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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一二四《李正己传》附师古传（《新唐书》二一三《藩镇淄青·李正己传》附师古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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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十五年正月，师古、杜佑、李栾妾媵并为国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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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一三五《李齐运传》（《新唐书》一六七《李齐运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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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以妾卫氏为正室，身为礼部尚书冕服以行其礼，人士嗤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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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一八八《孝友传·李日知传》（《新唐书》一一六《李日知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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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卒后，少子伊衡以妾为妻，家风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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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杜氏既号称旧门（见《新唐书》七二上《宰相世系表》“杜氏”条），而君卿所为乃与胡族武人同科，在当时士论，至少亦有如李伊衡之“以妾为妻，家风替矣”之叹。若取较山东士族仍保持其闺门礼法者，固区以别矣。然则牧之以进士擢第，浮华放浪，投身牛党，不独其本人性质近似使然，亦其家世风习与新兴阶级符合所致，实可与前述博陵崔损事并论，盖虽俱称旧门，仍不妨列之新兴阶级中也（可取两唐书《杜佑传》附牧传与《唐语林》七《补遗》“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条附载“牧子晦辞亦好色事”互相参证。知其家风固习于浮薄，不同山东礼法旧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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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参《旧唐书》一九〇下《文苑传》、《新唐书》二〇三下《李商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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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柳仲郢处牛李二党之间，则与义山不同，《旧唐书》一六五《柳公绰传》附仲郢传（《新唐书》一六三《柳公绰传》附仲郢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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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绰〕子仲郢，元和十三年进士擢第，牛僧孺镇江夏，辟为从事。仲郢有父风，动修礼法。僧孺叹曰：“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后李〕德裕奏为京兆尹，谢日言曰：“下官不期太尉恩奖及此！仰报厚德，敢不如奇章门馆。”德裕不以为嫌。仲郢严礼法，重气义，尝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无禄仕者，仲郢领盐铁时，取德裕兄子从质知苏州院事，令以禄利赡南宅。令狐绹为宰相，颇不悦。仲郢与绹书自明，绹深感叹，寻与从质正员官。仲郢以礼法自持，私居未尝不拱手，内斋未尝不束带。三为大镇，厩无名马，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舍昼夜。子玭尝著书诫其子弟。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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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柳氏虽是旧门，然非山东冠族七姓之一，公绰、仲郢父子所出，亦非柳氏显著之房望（见《新唐书》七三上《宰相世系表》“柳氏”条），独家风修整，行谊敦笃，虽以进士词科仕进（公绰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受牛僧孺之知奖，自可谓之牛党，然终用家门及本身之儒素德业，得见谅于尊尚门风家学之山东旧族李德裕，故能置身牛李恩怨之外，致位通显，较李商隐之见弃于两党，进退维谷者，诚相悬远矣。君子读史见玉溪生与其东川府主升沈荣悴之所由判，深有感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分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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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党派之社会背景及其分野界画既略阐明，其朝政竞争胜败进退之史实始易于解释。前论唐代中央政变皇位继承不固定之事迹至德顺之间而止，兹请续述顺宪间永贞内禅隐秘之内容。但因永贞内禅为内廷阉寺与外朝士大夫党派勾结之一显著事例，而牛李党派实又起于宪宗元和时之故，此后即取内外朝之党派与皇位继承二事合并言之。所以然者，不仅为纪述便利计，亦因此二事原有内在之关联性，不得分隔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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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永贞内禅之隐秘，寅恪已于拙著《〈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专论之（载《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甲编》）。故兹于《顺宗实录》避免繁冗，仅录其条目，而略其原文，别更节写其他关于此事者于韩书之后，以供参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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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顺宗实录》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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