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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李〕训、〔郑〕注之权赫于天下，既得行其志，生平恩仇丝毫必报。因杨虞卿之狱挟忌李宗闵、李德裕。心所恶者，目为二人之党，朝士相继斥逐，班列为之一空（寅恪案：此事可参考《旧唐书》一七下《文宗纪下》大和九年八月九月有关诸条，及同书一七四《李德裕传》、一七六《李宗闵传》，《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一八〇《李德裕传》等）。注自言有金丹之术，可去痿弱重膇之疾。始李愬自云得效，乃移之〔王〕守澄，亦神其事，繇是中官视注皆怜之。卒以是售其狂谋，而守澄自贻其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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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一八四《宦官传·王守澄传》（《新唐书》二〇八《宦者传下·王守澄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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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仇士良有翊上之功，为守澄所抑，位未通显。〔李〕训奏用士良分守澄之权，乃以士良为左军中尉。守澄不悦，两相矛盾。训因其恶，大和九年帝（文宗）令内养李好古斋鸩赐守澄，秘而不发。守澄死，仍赠扬州大都督。其弟守涓为徐州监军，召还，至中牟，诛之。守澄豢养训、〔郑〕注，反罹其祸。人皆快其受佞，而恶训、注之阴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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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旧唐书》一七六《李宗闵传》略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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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训、〔郑〕注劾宗闵异时阴结驸马都尉沈、内人宋若宪、宦者韦元素、王践言等求宰相，而践言监军剑南，受（李）德裕赇，复与宗闵家私，乃贬宗闵潮州司户参军事，逐柳州，元素等悉流岭南，亲信并斥。时训、注欲以权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二人党逐去之，人人骇栗。帝乃诏宗闵、德裕姻家门生故吏自今一切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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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二四五“大和九年六月”条（参考《新唐书》二〇八《宦者传下·王守澄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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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策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居中用事，与王守澄争权不叶，李训、郑注因之，出承和于西川，元素于淮南，践言于河东，皆为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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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李训、郑注所以能异于宋申锡，几成扫除阉寺之全功者，实在利用阉寺中自分党派，如王守澄与仇士良、韦元素等之例是也。又当时牛李党人各有其勾结之中官，训、注之进用本皆由于阉寺，故能悉其隐秘，遂欲同时一举将阉寺及士大夫诸党派俱排斥而尽去之也。当日阉寺之党派既是同时并进，互相争斗，达于剧烈之高点，故士大夫之党派各承其反影，亦复如之。斯为文宗一朝政治上最要之关键，前人论此，似少涉及者，特为标出之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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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一七九《李训传》（《旧唐书》一六九《李训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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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出〔郑〕注，使镇凤翔，外为助援，擢所厚善，分总兵柄。于是王璠为太原节度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罗立言权京兆尹，韩约金吾将军，李孝本御史中丞。阴许璠、行余多募士，及金吾台府卒劫以为用。〔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二十一日）帝（文宗）御紫宸殿，约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树。”〔帝〕辇如含元殿，诏宰相群臣往视，还，训奏：“非甘露。”帝顾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验之。训因欲闭止诸宦人，使无逸者。时璠、行余皆辞赴镇，兵列丹凤门外。训传呼曰：“两镇军入受诏旨！”闻者趋入，邠宁军不至，宦人至仗所，会风动庑幕，见执兵者，士良等惊走出。阍者将阖扉，为宦侍叱争，不及闭。训急，连呼金吾兵曰：“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于是有随训入者。宦人曰：“事急矣！”即扶辇，决罘罳下殿趋。训攀辇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训反。”帝曰：“训不反。”士良手搏训而踬，训压之，将引刀靴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领众四百东西来上殿，与金吾士纵击，宦官死数十人。训持辇愈急，至宣政门，宦人郗志荣揕训，仆之，辇入东上阁即闭，宫中呼万岁。会士良遣神策副使刘泰伦、陈君奕等率卫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辄杀，杀诸司史六七百人，复分兵屯诸宫门，捕训党千余人，斩四方馆，流血成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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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曰：李德裕尝言：“天下有常势，北军是也。”训因王守澄以进，此时出入北军，若以上意说诸将，易如靡风，而反以台府抱关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尝称训天下奇才。德裕曰：“训曾不得齿徒隶，尚何才之云？”世以德裕言为然。（寅恪案：李德裕语见其所著《穷愁志奇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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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此甘露事变之一幕悲剧也。当时中央政权寄托于皇帝之一身，发号施令必用其名义，故政权之争，其成败关键在能否劫持皇帝一人而判定。夫皇帝之身既在北军宦官掌握之内，若不以南衙台府抱关游徼敌抗神策禁旅，则当日长安城中，将用何等兵卒与之角逐乎？此甘露变后所以仅余以藩镇武力对抗阉寺北军之唯一途径，是即崔淄郎之所取用而奏效，但为当世及后世所诟病者也。至谓“以上意说〔北军〕诸将，易如靡风”，则天下事谈何容易！在大和之前即永贞之时，王叔文尝谋夺阉寺兵柄，举用范希朝韩泰，卒无所成（事见韩愈《顺宗实录》五及《旧唐书》一三五、《新唐书》一六八《王叔文传》），况文宗朝宦官盘踞把持之牢固更有甚于顺宗时者乎？而韩退之《永贞行》（《昌黎集》三）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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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见太皇（顺宗）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寅恪案：神策军实宦官所将耳，非天子自将也，退之此语无乃欺人之甚耶？）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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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俱文珍私党之诬词，非公允之论也。然则李训实为“天下奇才”，文宗之语殊非过誉，较当日外朝士大夫牛李党人之甘心作阉寺附属品者，固有不同矣。李文饶挟私嫌，其言不足信，后之史家何可据之，而以成败论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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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纪二四五“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即二十一日”甘露事变，其结论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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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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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道其实也。至文宗几为阉寺所废，如皮光业《见闻录》之所言者（见《通鉴考异》“大和九年十一月”条及《唐语林》三《方正类》，《新唐书》二〇七《宦者传下·仇士良传》末），固有末谛，已为司马君实所指出。但自此以后，唐代皇位之继承完全决于宦官之手，而外朝宰相唯有服从一点，若取下列史料证之，则更无可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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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语林》七《补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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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崩，内官定策立懿宗，入中书商议，命宰臣署状，宰相将有不同者。夏侯孜曰：“三十年前外大臣得与禁中事，三十年以来外大臣固不得知。但是李氏子孙，内大臣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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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新唐书》一八二《李珏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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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庄恪太子薨，帝（文宗）属意陈王（成美），已而武宗即位，人皆为危之。珏曰：“臣下知奉所言，安与禁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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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甘露事变在文宗大和九年，即公元八三五年。宣宗崩于大中十三年，即公元八五九年，夏侯孜所谓“三十年”者，乃约略举成数言之。又李珏之事与夏侯孜不同，其语之意旨亦异。然可据以证知自开成后所谓“建桓立顺，功归贵臣”（刘梦得语，见前引），而外朝宰相固绝难与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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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七下《文宗纪》（参《旧唐书》一七五、《新唐书》八二《陈王成美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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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六年十月庚子诏：鲁王永宜册为皇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