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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乘章武（宪宗）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销兵”。帝既荒纵，不能深料，遂诏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籍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遣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此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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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销兵”之数每年仅限百分之八，且历时甚短，其所以发生如是之大影响者，盖当时河朔为胡化区域，其兵卒皆善战之人，既被裁遣，“合而为盗”，遂为朱克融、王廷凑所利用，而中央政府征募之人自然不能与河朔健儿为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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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旧唐书》一六六《元稹传》（《新唐书》一七四《元稹传》略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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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词》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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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一七九《李训传》（参考《新唐书》二〇八《宦者传下·王守澄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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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人陈弘志时监襄阳军，训启帝（文宗）召还，至青泥驿，遣使者杖杀之。复以计白罢〔王〕守澄观车容使，赐鸩死。又逐西川监军杨承和、淮南韦元素、河东王践言于岭外，已行，皆赐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诏剖棺鞭尸，元和逆党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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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唐书·李训传》明言崔潭峻为元和逆党，但宪宗于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被弒，则《旧唐书·元稹传》“长庆初潭峻归朝”之语微有未妥，故《新唐书·元稹传》改作“长庆初潭峻方亲幸”也。夫潭峻既为拥立穆宗之元和逆党中人，其主张“销兵”自不待言，于是知元才子《连昌宫词》全篇主旨所在之结句“努力庙谟休用兵”一语，实关涉当时政局国策，世之治史读诗者幸勿等闲放过也（参考一九三二年六月《清华学报》拙著《读〈连昌宫词〉质疑》。又宦官王践言为元和逆党之一，而文宗大和九年八月丙申诏书以李德裕与之连结者，盖践言曾言送还吐蕃悉怛谋之非计，与德裕主张相合，李训、郑注遂借之以为说耳。详见《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旧唐书》一七四、《新唐书》一八〇《李德裕传》等，兹不能悉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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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八《敬宗纪》（参考《旧唐书》一七上《敬宗纪》）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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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宗讳湛，穆宗长子也，始封鄂王，徙封景王。长庆二年穆宗因击球暴得疾，不见群臣者三日，左仆射裴度三上疏请立皇太子，而翰林学士两省官相次皆以为言。穆宗疾少间，宰相李逢吉请立景王为皇太子（癸巳诏以景王为皇太子）。四年正月穆宗崩，丙子皇太子即皇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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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七三《李绅传》（《新唐书》一八一《李绅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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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澄每从容谓敬宗曰：“陛下登九五，〔李〕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储贰，唯臣备知。时翰林学士杜元颖、李绅劝立深王，而逢吉固请立陛下，李续之、李虞继献章疏。”帝虽冲年，亦疑其事。会逢吉言：“李绅在内署时，尝不利于陛下，请行贬逐。”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执，乃贬绅端州司马。会禁中检寻旧事，得穆宗时封书一箧，发之，得裴度、杜元颖与绅三人所献疏，请立敬宗为太子。帝感悟兴叹，悉命焚逢吉党所上谤书。由是谗言稍息，绅党得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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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党刘轲《牛羊日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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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不豫，宰臣议立敬宗为皇太子，时牛僧孺独怀异志，欲立诸子。僧儒乃昌言于朝曰：“梁守谦、王守澄将不利于上”，又使杨虞卿汉公辈言于外曰：“王守澄欲谋废立”，又于街衢门墙上施榜，每于穆宗行幸处路傍或苑内草间削白而书之（寅恪案：牛党所为殊似今日通衢广张之效颦外国政党宣传标语，岂知中国人早已发明此方法耶？可笑，可叹！），冀谋大乱。其凶险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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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敬宗为穆宗长子，故外朝诸臣请立为皇储，又值穆宗初即位，元和逆党方盛之时，其党魁王守澄既赞成其事，而穆宗不久即崩，其皇位继承权所以幸未动摇也。然观外廷士大夫如李逢吉、刘轲之流俱借皇储问题互诋其政敌，并牵涉禁中阉寺党魁，则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及内廷阉寺党派与外朝士大夫党派互相关系，于此复得一例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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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七上《敬宗纪》（《新唐书》八《敬宗纪》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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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历二年十二月〕辛丑帝夜猎还宫，与中官刘克明、田务成（成，《通鉴》作“澄”）、许文端打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克等二十八人饮酒。帝方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刘克明等同谋害帝，即时殂于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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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八《文宗纪》（《旧唐书》一七上《文宗纪》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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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讳昂（初名涵），穆宗第二子也，始封江王。宝历二年十二月敬宗崩，刘克明等矫诏，以绛王悟勾当军国事。壬寅内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神策护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奉江王而立之，率神策六军飞龙兵诛克明，杀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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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五九《韦处厚传》（《新唐书》一四二《韦处厚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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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历季年急变中起，文宗底绥内难，诏命将降，未有所定。处厚闻难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义灭亲，内恶必书，以明逆顺，正名讨罪，于义何嫌？安可依违，有所避讳？”遂奉藩教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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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二四三“宝历二年十二月”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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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刘克明等矫称上（敬宗）旨，命翰林学士路隋草遗制，以绛王悟权勾当军国事。壬寅宣遗制，绛王见宰相百官于紫宸殿外庑。克明欲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江王涵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尽斩之。克明赴井，出而斩之，绛王为乱兵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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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宪宗为宦官所弑，阉人以其为英武之主，威望在人，若发表实情，恐外间反对者借此声讨其族类，故讳莫如深。前论《顺宗实录》事引《旧唐书·路隋传》，可以为证。及敬宗又为宦官所弑，当时阉人初亦应有所顾虑，然其所以卒从韦处厚之说，公开宣布者，则由敬宗乃童昏之君，不得比数于宪宗，遂以为无足讳言也。致敬宗及绛王悟之被弒害，与夫文宗之得继帝位，均是内廷阉寺刘克明党与王守澄党竞争下之附属牺牲品及傀儡子耳，亦可怜哉！斯又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与阉寺党争关系之一例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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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一朝为牛李党人参杂并进竞争纷剧之时期，故《旧唐书》一七六《李宗闵传》（《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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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以二李（寅恪案：二李谓宗闵及德裕也，宗闵代表牛党）朋党，绳之不能去，尝谓侍臣曰：“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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