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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化三年十一月己丑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内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作乱，皇帝居于少阳院。辛卯季述以皇太子裕为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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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复元年正月乙酉左神策军将孙德昭、董彦弼、周承诲以兵讨乱，皇帝复于位。刘季述、薛齐偓伏诛，降封皇太子裕为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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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八二《德王裕传》（《旧唐书》一七五《德王裕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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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王裕，昭宗长子也，大顺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封，韩建杀诸王，因请裕为皇太子。刘季述等幽帝（昭宗）东内，奉裕即皇帝位。季述诛，诏还少阳院，复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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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七五“宪宗以下诸子传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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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天宝已降，内官握禁旅，中闱纂继皆出其心，故手才揽于万机，目已睨于六宅（寅恪案：诸王居于十六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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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唐代皇帝废立之权既归阉寺，皇帝居宫中亦是广义之模范监狱罪囚。刘季述等之废立不过执行故事之扩大化及表面化耳。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此役乃三百年间最后之结局。盖哀帝（柷）之立及其逊位一段经过，则属于朱全忠创业之装饰物及牺牲品（详见《旧唐书》二〇下《哀帝纪》、《新唐书》一〇《昭宣光烈孝皇帝纪》），不足特为论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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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八四《宦官传·杨复恭传》末（参考《新唐书》二〇八《宦者传下·韩全诲张彦弘传》，《旧唐书》二〇上《新唐书》一〇《昭宗纪》）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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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光化三年正月），〔朱〕全忠迎驾还长安，诏以崔胤为宰相兼判六军诸卫。胤奏曰：“高祖太宗时无内官典军旅，自天宝已后，宦官浸盛，贞元、元和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使卫从，令宦官主之，自是参掌枢密，由是内务百司皆归宦者。不翦其本根，终为国之蝥贼。内诸司使务宦官主者，望一切罢之，诸道监军使并追赴阙廷。”诏曰：“其第五可范已下并宜赐死，其在畿甸同华河中并尽底处置讫，诸道监军使已下及管内经过并居停内使敕到并仰随处诛夷讫闻奏，其左右神策军并令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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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旧传》所载崔胤之奏及答诏，乃中古政治史画时代之大文字，故节录之，以结此篇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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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下篇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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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一代为吾国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近数十年来考古及异国文籍之发见移译能补正唐代有关诸外族之史事者颇多，固非此篇之所能详，亦非此篇之所欲论也。兹所欲论者只二端：一曰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二曰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兹分别言之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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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新唐书》二一五上《四夷传总序》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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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繇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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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京作《唐书·四夷传》，其叙述次第一以盛衰先后，二迹用兵之轻重，三记唐所由亡。兹篇论述则依其所以更互盛衰之迹，列为次序，欲借以阐发其间之连环性。至唐亡由于南诏，乃属于外患与内政关系之范围，俟于篇末论之，兹先不涉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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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然详究其所以与某甲外族竞争，卒致胜利之原因，实不仅由于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而为之先导者也。国人治史者于发扬赞美先民之功业时，往往忽略此点，是既有违学术探求真实之旨，且非史家陈述覆辙，以供鉴诫之意，故本篇于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国胜利之本末，必特为标出之，以期近真实而供鉴诫，兼见其有以异乎夸诬之宣传文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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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一九七《边防典》“突厥”条上（参《新唐书》二一五上《突厥传》、《唐会要》九四“北突厥”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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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陵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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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六七《李靖传》（参考《新唐书》二一五上《突厥传》、《贞观政要》二《任贤篇》、《大唐新语》七《容恕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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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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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隋末中国北部群雄并起，悉奉突厥为大君，李渊一人岂能例外？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唐初事最为实录，而其纪刘文静往突厥求援之本末，尚于高祖称臣一节隐讳不书。逮颉利败亡已后，太宗失喜之余，史臣传录当时语言，始泄露此役之真相。然则隋末唐初之际，亚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华夏也。但唐太宗仅于十年之后，能以屈辱破残之中国一举而覆灭突厥者，固由唐室君臣之发奋自强，遂得臻此，实亦突厥本身之腐败及回纥之兴起二端有以致之也。兹略引史文，以证明之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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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上条（参考《旧唐书》一九四上、《新唐书》二一五上《突厥传》，《唐会要》九四北突厥条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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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元年，阴山以北薛廷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皆相率叛之，击走其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师又败绩，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突利由是怨憾，内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与颉利有隙，奏请击之。诏秦武通以并州兵马随便接应。三年薛延陀自称可汗于漠北，遣使来贡方物。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二。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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