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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六七《李靖传》（参考《新唐书》二一五上《突厥传》、《贞观政要》二《任贤篇》、《大唐新语》七《容恕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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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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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隋末中国北部群雄并起，悉奉突厥为大君，李渊一人岂能例外？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唐初事最为实录，而其纪刘文静往突厥求援之本末，尚于高祖称臣一节隐讳不书。逮颉利败亡已后，太宗失喜之余，史臣传录当时语言，始泄露此役之真相。然则隋末唐初之际，亚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华夏也。但唐太宗仅于十年之后，能以屈辱破残之中国一举而覆灭突厥者，固由唐室君臣之发奋自强，遂得臻此，实亦突厥本身之腐败及回纥之兴起二端有以致之也。兹略引史文，以证明之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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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上条（参考《旧唐书》一九四上、《新唐书》二一五上《突厥传》，《唐会要》九四北突厥条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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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元年，阴山以北薛廷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皆相率叛之，击走其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师又败绩，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突利由是怨憾，内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与颉利有隙，奏请击之。诏秦武通以并州兵马随便接应。三年薛延陀自称可汗于漠北，遣使来贡方物。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二。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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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九五《回纥传》（《新唐书》二一七上《回鹘传》同，又参《旧唐书》一九九下《铁勒传》、《新唐书》一一七下《薛延陀传》、《唐会要》九六《薛延陀传》、《通典》一九九《边防典》“薛延陀”条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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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有特健俟斤死，有子曰菩萨，部落以为贤而立之。初菩萨与薛延陀侵突厥北边，突厥颉利可汗遣子欲谷设率万骑讨之。菩萨领骑五千与战，破之于马鬣山，因逐北至于天山，又进击大破之，俘其部众，回纥由是大振，因率其众附于薛延陀，号菩萨为活颉利发，仍遣使朝贡。菩萨劲勇有胆气，善筹策，每对敌临阵，必身先士卒，以少制众，常以射猎为务，其母乌罗浑主知争讼之事，平反严明，部内齐肃，回纥之盛由菩萨之兴焉。贞观擒降突厥颉利等可汗之后，北虏唯菩萨、薛廷陀为盛。太宗册北突厥莫贺咄为可汗，遣统回纥仆骨同罗思绪阿跌等部，回纥酋帅吐迷度与诸部大破薛延陀多弥可汗，遂并其部曲，奄有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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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北突厥或东突厥之败亡除与唐为敌外，其主因一为境内之天灾及乱政，二为其他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两端，故授中国以可乘之隙。否则虽以唐太宗之英武，亦未必能致如是之奇迹。斯外族盛衰连环性之一例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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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九五《回纥传》（《新唐书》二一七下《回鹘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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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与特勒（寅恪案：“勒”当作“勤”，下同）柴草欲篡萨特可汗。萨特可汗觉，杀柴草及安允合。又有回纥相掘罗勿者，拥兵在外，怨诛柴草、安允合，又杀萨特可汗，以特勒为可汗。有将军句录末贺恨掘罗勿，走引黠戛斯，领十万骑破回鹘城，杀，斩掘罗勿，烧荡殆尽，回鹘散奔诸蕃。有回鹘相职者，拥外甥庞特勒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勒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寅恪案：《通鉴》二四六“开成四年末”条“柴草”作“柴革”。《考异》驳《后唐献祖纪年录之语》及《唐会要》九八“回纥”条俱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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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九八“回纥”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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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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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二一七下《黠戛斯传》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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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授其君长阿热为毗伽顿颉斤。回鹘稍衰，阿热即自称可汗。回鹘遣宰相伐之，不胜，拏斗二十年不解。阿热恃胜四詈，回鹘不能讨，其将句录莫贺导阿热破杀回鹘可汗，诸特勒（寅恪案：“勒”亦当作“勤”）皆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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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回纥自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甚巨，至文宗之世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然考之史籍，当日中国亦非盛强之时，而能成此攘夷之伟业者，虽以李文饶之才智，恐不易致此，其主因所在，无乃由坚昆之兴起，遂致回纥之灭亡欤？斯又外族盛衰连环性之一例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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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二一六下《吐蕃传》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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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已。唯吐蕃、回鹘号强雄，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馘华人，谋夫虓帅环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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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吐蕃之盛起于贞观之世，至大中时，其部族瓦解衰弱，中国于是收复河湟，西北逐陲稍得安谧。计其终始，约二百年，唐代中国所受外族之患未有若斯之久且剧者也。迨吐蕃衰败之后，其役属之党项别部复兴起焉。此党项部后裔西夏又为中国边患，与北宋相终始。然则吐蕃一族之兴废关系吾国中古史者如是，其事迹兹篇固不能详言，而其盛衰之枢机即与其他外族之连环性，及唐代中央政府肆应之对策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行包围之秘计，旧史虽亦载其概略，惜未有阐发解释者，故不得不于此一论述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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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见下论高丽事节），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借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唐资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守，虽天时地势之艰阻有以致之（亦见下文论高丽事节），而吐蕃之盛强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要为最大原因。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由是言之，吐蕃一族与唐之竞争影响甚巨，更不能不为一论述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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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八《宣宗纪》（参考《旧唐书》一八下《宣宗纪》、一九六下《吐蕃传》、一九八《西戎传·党项传》，《新唐书》二一六下《吐蕃传》、二二一上《西域传·党项传》，及《唐会要》九七“吐蕃”条、九八“党项羌”条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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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三年二月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萧七关归于有司。十月吐蕃以维州归于有司。十二月吐蕃以扶州归于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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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四年十一月党项寇邠宁。十二月凤翔节度使李安业、河东节使李拭为招讨党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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