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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二二〇《东夷传·高丽传》（参《旧唐书》一九九上《东夷传·高丽传》、《唐会要》九五“高句丽”条）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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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盖苏文死，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与弟男建、男产相怨。男生据国内城，遣子献诚入朝求救，盖苏文弟亦请割地降。（乾封元年）九月〔庞〕同善破高丽兵，男生率师来会。以李为东道行军大总管，转燕赵食廥辽东。明年次新城，城人缚戍酋出降，进拔城十有六。郭待封以舟师济海趋平壤。三年（是岁改元总章）率〔薛〕仁贵拔扶余城，它城三十皆纳款。侍御史贾言忠计事还，帝（高宗）问：“军中云何？”对曰：“必克。先帝（太宗）问罪所以不得志者，虏未有衅也。今男生兄弟阋很，为我乡导，虏之情伪我尽知之，故曰必克。”男建以兵五万袭扶余，破之萨贺水上，进拔大行城，契苾何力会军于鸭绿，拔辱夷城，悉师围平壤。九月纵兵噪而入〔城〕，执〔高丽王高〕藏男建等，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剖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后复置安东都护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仁贵为都护，总兵镇之。总章二年大长钳（钳《通鉴》二〇一“咸亨元年”条作“剑”）牟岑率众反，立藏外孙安舜为王。诏高偘〔等〕讨之，舜杀钳牟岑，走新罗。偘徙都护府治辽东州。仪凤二年授藏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还辽东，以安余民。徙安东都护府于新城。藏以永淳初死，旧城往往入新罗，遗人散奔突厥靺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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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九九上《东夷传·新罗传》（参《新唐书》二二〇上《东夷传·新罗传》、《唐会要》九五“新罗”条）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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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将亲伐高丽，诏新罗纂集士马，应接大军。新罗遣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贞观〕二十一年〔新罗王金〕善德卒，立其妹真德为王。永徽元年真德大破百济之众。三年真德卒，以春秋嗣立为新罗王。六年百济与高丽、靺鞨率兵侵其北界，攻陷三十余城，春秋遣使上表求救。显庆五年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熊津道大总管，统水陆十万，仍令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与定方讨平百济，俘其王扶余义慈献于阙下。龙朔元年法敏袭王。咸亨五年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帝（高宗）怒，以其弟仁问为新罗王，自京师归国，诏刘仁轨〔等〕发兵穷讨，破其众于七重城。诏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谢罪，仁问乃还（自“龙朔元年”至“仁问乃还”一节为《新传》之文）。自是新罗渐有高丽、百济之地，其界益大，西至于海（寅恪案：《唐会要》云：“既尽有百济之地及高句丽南境，东西约九百里，南北约一千八百里”，语较明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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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九五“百济”条（参考《旧唐书》一九九上、《新唐书》二二〇《百济传》）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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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者，乃扶余之别种，当马韩之故地，大海之北，小海之南，东北至新罗，西至越州，南渡海至倭国，与新罗为仇雠。贞观十六年与高丽通和，以绝新罗入朝之道。太宗亲征高丽，百济怀二，数年之间朝贡遂绝。显庆五年八月十三日左卫大将军苏定方讨平之，虏其王义慈及太子崇将校五十八人送于京师。其国分为五部，统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至是以其地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县令，命左卫郎将王文度为都统，总兵以镇之。〔旧将〕福信与浮屠道琛反，迎故王子扶余丰于倭，立为王。龙朔元年〔刘〕仁轨发新罗兵往救，二年〔刘〕仁愿遣刘仁轨破〔其众〕，丰走，不知所在，诸城皆复。帝（高宗）以扶余隆为熊津都督，俾归国，平新罗故憾，招还遗人。麟德二年与新罗王会熊津，刑白马以盟，仁愿等还，隆畏众携散，亦归京师。（自“福信与浮屠道琛反”至“亦归京师”一节为《新传》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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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二一六上《吐蕃传》（参《旧唐书》一九六上《吐蕃传》及《旧唐书》八三、《新唐书》一一一《薛仁贵传》）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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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岁入边，破有诸羌羁縻十二州。总章中，议徙吐谷浑于凉州，傍南山。帝（高宗）刈吐蕃之入，召宰相等议，先击吐蕃，议不决，亦不克徙。咸亨元年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诏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副之，出讨吐蕃，并护吐谷浑还国，师凡十余万，至大非川，为钦陵所拒，王师败绩，遂灭吐谷浑，而有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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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高丽时代高宗获胜之重要原因在乘高丽之内乱及据新罗、百济之形势。然既得其国，而终不能有，则以吐蕃炽盛，西北危急，更无余力经营东北。观其徙新克高丽胜将薛仁贵以讨吐蕃，而致大败之事可知也。自此以后，高丽废而新罗、渤海兴，唐室对于东北遂消极采退守维持现状之政策。唯大同江以南之地实际虽不能有，而名义尚欲保留，及至玄宗开元全盛之时，即此虚名亦予放弃，斯诚可谓唐代对外之一大事。兹特移录关系史料全文于下，治吾国中古史者读之，不能不为之惊心怵目，感叹不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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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府元龟》九七一《外臣部朝贡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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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四年〕六月，新罗王金兴光遣使贺献表曰：“伏奉恩敕：江以南宜令新罗安置！臣生居海裔，沬化圣朝，虽丹素为心，而功无可效，以忠正为事，而劳不足赏。陛下降雨露之恩，发日月之诏，锡臣土境，广臣邑居，遂使垦辟有期，农桑得所，臣奉丝纶之旨，荷荣宠之深，粉骨糜身，无由上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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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与其他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观前引关于吐蕃诸条，其概略已可推知。吐蕃之国势自贞元时开始衰弱，文宗以后愈见不振，中国自韦皋帅蜀，定与南诏合攻吐蕃之策，南诏屡得胜利，而中国未能增强，大和三年南诏遂陷邛、戎、嶲三州，入掠成都（见《旧唐书》一九七、《新唐书》二二二中《南蛮传·南诏传》，及《旧唐书》一九三《杜元颖传》、《新唐书》九六《杜如晦传》附元颖传），西川大困。《通鉴》二四九“大中十二年六月”条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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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安南都护李琢为政贪暴，群蛮怨怒，导南诏侵盗边境，自是安南始有蛮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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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同卷“大中十三年末”条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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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韦皋在西川开青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慰悦羁縻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军府颇厌于廪给。又蛮使入贡，利于赐与，所从傔策人浸多，杜悰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南诏丰祐怒，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会宣宗崩，中使告哀，丰祐亦卒，子酋龙立，礼遇〔使者〕甚薄。上（懿宗）以酋龙不遣使来告丧，又名近玄宗讳，遂不行册礼。酋龙乃自称皇帝，遣兵陷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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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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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南诏攻蜀攻交趾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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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宣宗末世南诏始大为边患。其强盛之原因则缘吐蕃及中国既衰，其邻接诸国俱无力足与为敌之故，此所谓外族盛衰连环性也。至中国内政所受之影响直关唐室之覆亡，不仅边境之患而已，当别于后述之，兹暂不涉及。又凡唐代中国与外族之关系今已论其重要者，其余虽从略，然可以前所言之义例推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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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论何代，即当坚持闭关政策之时，而实际终难免不与其他民族接触，李唐一代其与外族和平及战争互相接触之频繁，尤甚于以前诸朝，故其所受外族影响之深且巨，自不待言。但关于宗教文化者，固非今所论之范围，即直接有关内部政治者，亦只能举一二大事，以为例证，未遑详尽论述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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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邺侯家传》论府兵废止之原因，其一为长期兵役，取刘仁轨任洮河镇守使为例证（见《玉海》一三八《兵制》三所引，《通鉴》二三二“贞元二年八月”条亦采自《邺侯家传》也）。盖唐代府兵之制其特异于西魏、北周之时期者，实在设置军府地域内兵农之合一。吐蕃强盛之长久，为与唐代接触诸外族之所不及，其疆土又延包中国西北之边境，故不能不有长期久戍之“长征健儿”，而非从事农业之更番卫士所得胜任。然则《邺侯家传》所述诚可谓一语破的，此吐蕃之强盛所给予唐代中国内政上最大之影响也。（关于府兵制前期问题，详见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兹可不论，唯唐代府兵为兵农合一制一点，恐读者尚持叶水心兵农分离说而不之信，请略举一二例证，以祛其疑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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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通典》六《食货典·赋税下》载唐高宗龙朔三年七月制“卫士八等已下每年放还，令出军，仍免庸调”，此制之前载〔高祖武德〕九年三月诏“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之文。故可据以推定龙朔三年七月制中“八等”之“等”乃指户籍等第而言，然则此制与其初期仅籍六等以上豪户者不同，即此制已推广普及于设置军府地域内全部人民之确证也。二为戈本《贞观政要》二《直谏类》“贞观三年诏关中租税免二年”条（参《唐会要》八五《团貌杂录》条及《魏郑公谏录》）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