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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范围随国家能力变化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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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构建性质，是由于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的施加而实现的。这样一种由于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的施加而形成的边疆的构建性质，既体现于中国历史上边疆形成的环节上，也体现于边疆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边疆的范围随着王朝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发生盈缩变化。具体来说就是，当王朝国家能力强盛的时候，王朝国家的疆域便得到拓展，边疆的范围随之扩大。反之，当王朝国家能力不济或王朝分裂的时候，王朝的疆域缩小或处于分裂状态，边疆的范围就缩小或处于分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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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能够扩展疆域从而使边疆的范围扩大，最为根本的或基础性的因素是，在农业文明背景下，以中原为核心区或腹地的王朝国家，不仅创造了极其辉煌的农业文明，而且在公元前221年就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体系，从而将王朝国家发展成为十分强大的政治体系。在此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王朝国家的周边都没有形成能够与之抗衡或匹敌的其他政治体系。正是由于如此，王朝国家在国家能力强大时，总是能够实现开疆拓土的追求，有效地扩展自己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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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扩展疆域的可能性，又常常为最高统治者扩大统治范围，以及扬威名于天下、披声教于四方的冲动所推动，从而形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和过程。自从第一个国家性质的夏朝的形成，强大的国家政治体系就不断地将周边弱小的其他政治体系纳入到自己的统治范围，从而使自己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如此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8]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并广泛传播，从而形成一种根深蒂固且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文化观念。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具有通过扩展“王土”来显示自己的能力的深刻动机。一旦有适当的时机，这样的动机便会成为现时的冲动，进而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将开疆拓土的愿望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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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历史时段来看，王朝国家周边没有出现过能够与之抗衡的政治体系。但从具体的特定历史时期来看，王朝周边的其他国家形态或非国家形态的政治体系对王朝国家的疆域和王朝国家的统治形成威胁的情况却屡屡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朝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运用国家力量去对威胁自身安全的其他政治体系进行征讨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样战争行为虽然会在某些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遭受挫败，但最终取得了胜利，并因此而扩大了王朝的疆域，拓展了王朝国家的边疆。当然，王朝国家也并非一味地坚持开疆拓土的做法，而是因时因事因地而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总体来看，秦汉以来2000余年间，历代封建王朝在开疆拓土问题上大都持克制保守的态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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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几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王朝国家不仅有效地拓展了自己的统治范围——王朝的疆域，而且巩固了王朝的统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影响力的扩大，从而对周边其他民族群体建立的政治体系形成巨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群体之间往往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用战争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来剥削、掠夺异民族，来统治和压迫异民族”，“竞争的胜利者，走向发展和强盛、文明；竞争的失败者走向了没落直至消失。”[10]王朝国家与其他民族群体的政治体系之间的竞争，便是这种族际竞争的集中表现。在此背景下，王朝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文化方面的感召力和安全方面的军事压力，往往又会促成周边与之竞争的其他民族群体政治体系基于利害关系考量而对王朝国家的依附、归附，从而导致王朝国家疆域的扩大，进而实现边疆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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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原因，王朝国家统一的时候，疆域的扩展和边疆的扩大往往成为常态。不过，如果王朝国家走向衰弱或国力不济，王朝就会在控制自己的疆域方面显得力不从心，疆域往往被周边的其他政权所侵蚀。而这样的疆域丧失，首当其冲的便出现在王朝疆域的边缘性地带，边疆也因此而向内收缩。而当王朝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时，王朝国家的疆域和边疆也会分属于不同的政权，而失去完整性。但是，有意思的是，王朝国家的分裂对王朝国家疆域和边疆的拓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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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的分裂之所以会对疆域和边疆的拓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是由于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的统一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国家会处于分裂状态，但国家的分裂终将为统一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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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内部的地方性政权强大并肢解了王朝国家的时候，王朝处于分裂状态，从而导致另一种意义上的王朝衰弱。但是，这些独立的地方性政权在实施统治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与其他政治体系的竞争中，它们往往竞相扩大自己的实力，向外拓展自己的统治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地方政权占据或控制的地理范围之总和，往往明显超越于原先统一王朝拥有的疆域。一旦这些地方性政权再度归属于一个王朝中央并实现国家的统一——也不乏地方性的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并建立统一王朝——之后，王朝的统治范围就会超越前朝，从而使边疆的范围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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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在不同的王朝和王朝统一或分裂的状态下，王朝国家的边疆会发生盈缩变化，但从总体上看，王朝统一的时候，国家的疆域和边疆常常得到拓展。而在国家分裂的时候，国家的疆域和边疆就缩小。从总体上看，自秦至清的王朝国家历史演变中，国家统一的时间长于分裂的时间，疆域和边疆扩大的时间长于疆域和边疆收缩的时间；统一的强盛的王朝居多，王朝疆域总体上呈拓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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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内涵在疆域整合基础上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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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王朝国家时期，国家的边疆不仅在疆域拓展的基础上有所扩大，而且边疆的格局也在疆域整合的基础上发生了变化，由纯粹的文化意义上的边疆逐渐朝着政治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或政治意义的边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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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后，不仅拥有十分广大的疆域，并通过一个组织严密的中央集权的政权系统进行统治。在这样的条件下，之所以要以政治统治中心为出发点，将统治范围的边缘性区域区分出来，采取专门的措施进行治理，是由于这些区域与王朝的核心区域华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样的差异既有基于不同的自然环境而形成的不同的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古代文明类型，也有由不同的文化环境造就的不同的民族群体。这些区域不仅与核心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而且相互间也不尽相同。按照先秦时期以华夏为中心的“一点四方”观点，这些不同被概括性地描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些不同的区域，也常常被笼统地称为“四夷”。这些与核心区存在着明显异质性的区域，由于王朝国家采取有别于核心区的治理方式而被视为进而划定为边疆。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这些不同的区域由于与统治中心存在远近、亲疏关系而被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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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形表明，在统一王朝国家建立和边疆构建之初，王朝国家疆域的不同区域以及边疆与核心区之间、边疆的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十分突出的异质性。也正是由于如此，所以虽然在先秦时期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观念，但“内诸夏外夷狄”及“君子不治夷狄”的思想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之共存，并影响着王朝国家对边疆的治理。在这样的条件下，边疆不仅被视为远离王朝中心的远僻之地，也是“非我族类”[11]的异族生活的区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古人多以‘华夷’不同文化分布的差异、区域经济开发的强弱等作为划分核心地区与‘边疆’的分野，主要为蛮夷所控制、经济显然落后于核心地区的僻远之地，通常被认为是边疆乃至徼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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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王朝国家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这种状况也在逐步地改变。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同边疆区域的异质性在逐步地减弱，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增加了与核心区一致的同质性因素，并因此而实现了王朝国家的疆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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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疆域的整合过程，既是一个疆域不同区域的尤其是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同质性增强和异质性减少的过程中，也是疆域的不同区域之间日渐紧密和日渐整体化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起作用的因素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概括起来看，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或相关的政治事件促成的整合，即政治整合；二是经由各种经济交往或经济过程而实现的整合，即经济整合；三是经由文化的传播和教化而形成的整合，即文化整合；四是通过人口流动、人员的交往和交流而促成的整合，即社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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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朝国家疆域政治整合的层面，一切促成或导致王朝国家疆域同质化和整体化的机制，都会在王朝国家疆域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最为重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以郡县制为核心的地方政权制度[13]。这样的制度不仅将各个地方确定为中央王朝统治下的行政区域，确保中央权威的实施，而且通过统一的制度而达成了各个区域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二是王朝统治中的内外一体思维。随着王朝对边疆在国家治理中意义的认识的加深，一些开明的统治者逐渐突破了边疆与核心的华夷之分的桎梏[14]，采取了以促进边疆与内地同质化发展的边疆治理政策，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整合。此外，政治中心——王朝的首都和国家分裂时期多个地方政治体系建立的政治中心——的移动，以及南北政治力量、中原王朝与边疆崛起的少数民族政治势力的冲突和对峙等，都在国家疆域整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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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朝国家疆域的经济整合方面，那些通过经济联系而增加王朝国家不同区域的同质性的因素，都能在疆域整合中发挥作用。其中，农业耕作技术由内地向边疆的传播、内地与边疆之间的通商贸易、边疆地区以金属矿产为主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都在疆域整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运河的修筑。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的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对南北经济联系的巩固和疆域整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华北和华南地区之间自古就存在严重分歧，南北朝曾持续两个世纪之久，要不是因为后来修建了大运河，这很可能已成为永久性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运河曾对中国的统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缓解了唐宋北方征服南方所引发的矛盾，从此中原地区作为中国这一农业大国的核心地位得到巩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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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疆域的文化整合，突出表现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以及基于中华文化的教育和教化方式的普及方面。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依托于处于强势的中华文明而广泛传播。其传播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于王朝国家的范畴。这样的文化在王朝国家疆域内的传播，尤其是由核心区向边疆的传播，由于长期持续而对疆域整合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并行不悖的官学制度在王朝设治的范围内的推行，不仅强化了儒家文化的传播，而且在全面的文化同质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做法增强了王朝疆域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的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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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朝国家疆域整合的进程中，由于人口的迁徙尤其是官方推动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如移民实边）、基于王朝安全和军事目的的屯垦戍边、统一的文字和度量衡的推行、由内地通往边疆的道路的修筑（如秦修筑的五尺道）等社会性机制，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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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过程或机制，如果只是实行几年乃至百十年，其作用可能会十分有限。但事实是，这些措施在王朝国家历史上已经实施了数千年，因此，它对王朝国家的疆域整合的作用就十分重大而深远。由于这些措施的长期实施，它有效地提升或增强了疆域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同质性，增强了不同区域人民对王朝国家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疆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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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的疆域整合，对边疆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由于王朝国家的疆域整合取得了成效，疆域内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异质性逐渐降低，边疆的文化属性也逐步淡化——人们不再把边疆看作是异族生活的区域，或者这些看法被逐渐淡化了。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国家政治地理空间的角度看待边疆的思维逐渐得到强化，于是便逐渐促成了人们更多地把边疆看作国家疆域中由于地理上的关系而区分出来的特殊区域，从而导致边疆内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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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疆的面貌在持续的治理中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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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之所以要将疆域内的边缘性部分区分出来并将其认定为边疆，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治理。所以，边疆的确立、范围的划定和调整，都与国家对边疆的治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离开了国家对边疆的治理这个本质性的要求，边疆的确定就失去了意义。国家对边疆的治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该区已经成为国家疆域的组成部分，对所属国家的治理以及国家的发展和稳定，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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