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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公元前21世纪就建立了国家形态的政治体系，有着悠久的国家历史，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国家形态发展演变的进程。在这样的国家形态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具有独特内涵的王朝国家这种国家形态的形成，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有利的制度保障。但是，当西方的民族国家将势力拓展到古老王朝的面前的时候，闭关锁国的王朝的大门最终还是被代表西方民族国家力量的大炮和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的力量所冲破，古老的王朝国家逐渐沦为西方民族国家的半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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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受到强烈外部冲击的古老中国，面临着要么继续延续王朝国家要么学习并采取西方的民族国家形式的选择。在西方的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的近代文明充分显示其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如果继续保留王朝国家就会游离于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之外，并面临着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巨大压力而处于危险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鸦片战争后饱受西方欺凌的古老中国，最终选择了民族国家。从中国国家形态发展演变的进程来看，构建民族国家并非主动的创建，而是一种被动的和迫不得已的选择，甚至是一种痛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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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王朝国家的历史，构建民族国家，由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一方面，它全面改变了延续数千年的国家结构、国家政权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另一方面，它促成了僻居一方的古老王国逐渐融入世界体系，逐渐走上了世界舞台，并成为民族国家国际体系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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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国家构建是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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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中叶遭遇到东扩的沙皇俄国之前，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国家基本上按照自身发展的逻辑，在不受外部势力干扰的情况下自主发展。但是，在与强大的沙俄政权直接接触以后，不仅相互间的碰撞屡屡发生，而且建立了民族国家又依托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经济优势的西方列强又接踵而至。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民族国家的优势充分的显现，中国古老王朝国家的劣势也充分暴露出来。实践证明，王朝国家完全没有与西方列强直接对抗的资本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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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背景下，伴随着西方商品而来的还有西方的文化。西方文化的纷至沓来，便形成了所谓的“西学东渐”。大量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不仅冲击着中国人禁锢了数千年的思想，也唤醒了中国人，并引起了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对救国救民真理的追求和道路的探索。在这样的艰难探索过程中，不乏对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和现实的思考，以及中国传统王朝国家与西方民族国家之间的比较。西方宪政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传播，就是突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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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民族国家体制、西方宪政思想影响日渐深化和凸显的背景下，中国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构建民族国家的道路。显然，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在某个历史时刻决定的，也不是由谁决定的，而是在传统的王朝日渐衰落和西方影响日渐深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从而表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为这样的选择准备思想观念条件的过程开始得比较早一些，而且自然渐进的特征更为明显。而直接推动民族国家体制构建的实际进程，则显然是在推翻最后一个王朝的辛亥革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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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也就是创设民族国家这种制度框架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并最终使民族国家由可能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国一旦具备了民族国家的基本条件，民族国家也就由追求变成为现实了。而对于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来说，这样的基本条件有三个：一是与国家相结合的统一的民族即国族的形成，二是国家主权的独立，三是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框架的建立。而这样三个条件，基本上是在20世纪前半期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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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逐渐地形成了。在“中华民族”的概念形成的基础上，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起来以后，人们通过用“中华民族”来笼统地指称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国疆域内的所有民族群体。但是，这样的“中华民族”并非支撑民族国家制度框架的国族。作为支撑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国族这个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族体单位。而这样的中华民族，是在近代逐渐构建起来的。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30]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梁启超在引入西方的民族（nation）概念后，创建了“中华民族”概念，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准备好了族称；二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的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各个民族共同体，在外敌入侵和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情况下，在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过程中凝聚为命运共同体，并接受和认同了“中华民族”的族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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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家主权最终获得了独立。不论是从概念的角度来看还是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说，国家主权都不是中国国家发展或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是典型的舶来品。在西方的民族国家将势力延伸到古老的王朝国家的大门口的背景下，通过一次次与西方主权国家的碰撞，尤其是在列强的压迫下签订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而使国家丧失主权的痛楚中，中国人逐渐明确了主权的涵义，以及丧失主权意味着什么，同时也接受了国家主权的观念。与此同时，争取主权独立和维护领土完整的斗争也逐渐形成。在长期的争取主权独立的过程中，尤其是历史上各个民族群体共同抗击帝国主义入侵并凝聚为中华民族的过程中，争取国家主权、实现民族独立意识日渐清晰。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终于获得了主权独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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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最终建立了起来。民族国家的核心，是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而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是通过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实现的。在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内，民族性与人民性是完全统一的，甚至在相当程度就是一件事情。而民族国家要实现并保障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就必须建立完整的民主制度。一套完整的人民民主制度，是民族认同国家或实现民族与国家统一的关键所在。中国也正是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进程中，才接触民主观念并形成了对人民民主的追求，并将其内在地包含于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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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上述这三个条件的同时具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仅使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基本成型的中华民族彻底获得了解放，实现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而且最终实现了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开启了中国民族国家的历史。自此以后，中国就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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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的一些论者却以“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论断来否定中国的民族国家性质。这样的认识，既是对民族国家的误解，也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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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民族国家首先是欧洲国家形态演进的一个阶段，进而在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形成后成为了主导性的国家形态。但从本质上看，民族国家不过是人类国家形态演进中的一种形式或阶段。而多民族国家则是根据国家的民族构成的状况，对国家类型所作的界定。因此，尽管“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在形式上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内涵却截然不同，它们并不构成一个对子，也不互为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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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作为描述概念和分析概念的“民族”，其形成后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事实上却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以民族国家作为自己的逻辑前提。今天，民族概念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民族概念去描述和分析历史上的人类群体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民族概念出现以前的某些国家现象或国家类型界定为“多民族国家”，已经十分普遍。但“多民族国家”仍然不能成为界定国家类型的基本方式。从人类国家形态演进的角度来看，王朝国家、民族国家等，才是基本的国家类型。而这些不同类型的国家，从民族构成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有可能成为“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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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实现了“中华民族”与“国家”的统一而成为民族国家。但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界限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国家仍将其界定为民族，并明确了它们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它们仍然被当作民族看待。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的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不过，历史上的中国是王朝国家类型的多民族国家，今天的中国则是民族国家类型的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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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最早出现在欧洲的那些民族国家，那些原生态的民族国家，在开始的时候其民族构成都十分单一，是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以至于一些人将“民族国家”视为“单一民族国家”。但是，欧洲乃至北美那些早期的民族国家，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进行，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人口频繁和快速流动的日益普遍，它们也逐渐多民族化了，成为了多民族国家。[32]但是，这样的现象并没有改变这些国家的民族国家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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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国家对疆域和边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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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以及民族国家本身，之所以会对疆域和边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这是由民族国家的内涵决定的。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民族国家，虽然本质上看是一种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安排，但它的实际内涵却是十分丰富的，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但仅从对国家的边疆和疆域的影响来看，最根本的是导致国家疆域和边疆形态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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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其他的国家形态来看，民族国家具有三个基本的特征：一是主权性。国家的主权和国家间的主权体制，虽然是在王朝国家末期建立起来的，但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后便将其全面、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并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和丰富。所以，主权及主权体制便成为了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二是民族性。民族国家是在王朝国家将国内居民整合为统一的民族后，为解决民族与王朝的冲突而创设的制度构架。这样一个新的架构，通过一套保障民族认同于国家的制度机制，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有机结合，使二者合而为一；三是人民性。民族国家保障民族认同国家机制的核心，就是将国家权力交由人民控制，国家机构经由民主的机制产生，并接受人民的监督。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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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基本的特征，民族国家对边疆和疆域的首要要求，就是同质性和完整性。首先，民族国家把包括边疆在内的国家的全部疆域视为国家主权管辖的地理范围即领土，并用通过国家间条约确定的边界来界定领土的范围，进而在这样一个具有明确界限的范围内划定国家的边疆，并由此而十分强调领土的不可分割和边疆与核心区的不可割裂性；其次，民族国家不仅将国内所有居民组成群体视为民族，而且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结合，从而用整体化和均质化的民族概念来取代了各种地方性的历史文化群体，这就否认了各种地方性的历史文化群体对疆域和边疆的占有；再次，民族国家的民主体制视国内居民为人民，将人民的权利落实到每个个体，并将拥有权利的个人界定为公民，从而明确了所有公民对主权和领土的拥有和控制。通过这样的机制，民族国家进一步确认了领土的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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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对疆域和边疆的这些本质性的要求，在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都先后体现出来，并成为促进历史上形成的疆域和边疆发生改变的深刻动因。因此，在民族国家构建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主流的边疆观念、国家的疆域和边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最终成为了民族国家的领土和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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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国家的主权观念逐渐确立，为王朝的全部疆域转变为领土奠定了基础。在与其他民族国家接触、碰撞以及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国家的主权观念在首先为知识界所接受的基础上，逐渐成为了国家意识。还在1900年，梁启超便用民族国家的主权、人民和领土来解释国家了。他说：“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33]而到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在第一章总纲中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34]在主权意识的基础上，索要被不平等条约夺去的领土的要求也被提出了。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要向大会提出了“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租界、关税自由权”的要求。[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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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随着主权和领土观念的确立，国家的边疆也逐渐被确定于领土的范围内。在王朝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和“内诸夏外夷狄”思想的影响下，王朝国家的疆域被视为王朝统治者的家天下。而作为王朝国家疆域之边缘区域的边疆，不过是夷狄之区。在民族国家构建之前，这样的区域不仅十分广泛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在晚清时期，王朝国家的核心区还被界定为内地十八省，或“中国本部”。边疆则指十八省之外的区域，具体又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也称外中国）；二是王朝国家的藩属国。[36]但是，随着国家主权观念的不断明晰，疆域领土化的意识不断增强，这种传统的边疆意识和边疆界定也逐渐淡出。到了中华民国时期，领土外的边疆就不再被提及。到了南京政府时期，边疆既不局限于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也并不特指少数民族地区。到民族国家构建基本实现以后，上述体现王朝国家边疆观念的说法，就已经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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