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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边疆治理成效的日渐显现，尤其是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和边疆地区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边疆的异质性程度逐渐降低，边疆与内地的同质性不断提高。这样的现象在边疆接近内地的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典型的边疆地区（城市），与内地的差别越来越小，不仅看不出与内地的差别，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内地的许多地区还更为发达。于是，这些区域的边疆属性逐渐淡化，人们不再将其作为边疆看待，国家也不在这些地区推行边疆政策。而且，这样的现象并非个别，而是一直在持续。这就直接导致了边疆与内地的分界线逐步地向外推移，传统边疆的范围在逐渐缩小。在跨入新世纪以来国家推行的最为典型的边疆政策“兴边富民”行动中，陆地边疆仅为136个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8个边境团场，即毗邻边界的194个县级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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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崛起对边疆构架形成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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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国家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效。尤其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之后，在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第一阶段已经实现并向第二阶段转变，以及“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38]的基础上，中国已经由国家建设时期转变为国家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长期处于全面建设时期，专注于建立国家制度、解决人民生活的温饱、探索发展道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以及争取国际地位等。而在国家发展时期，国家则特别重视制度的完善，人民生活的富裕，追求全面、均衡和持续发展，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综合实力），巩固世界强国的地位，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崛起已经逐渐浮出水面，受到了世界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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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空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的边疆观念、边疆制度、边疆政策等，都显现着明显的不适应性。而且，这样的不适应性，不仅表现于具体的观念、制度和政策上，还体现出一种总体性的滞后。因此，从总体上看，由边疆观念、边疆制度和边疆治理的政策构成的总体边疆架构，都面临着新的国家形势的严峻挑战。这样的挑战又可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向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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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方向来看，传统边疆架构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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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边疆观念和边疆的认定不适应形势的要求。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以及民族国家构建起来以后，从领土的角度和通过边界来界定边疆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但传统的从少数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角度来划定边疆的观念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这样的观念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而且，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边疆治理实施“族际主义”[39]取向的治理，常常将边疆地区等同于“边疆民族地区”，甚至直接用“民族地区”的概念来指称边疆，就连专项的边疆治理政策“兴边富民”也是由国家民委提出和推动，并在民族政策的思维和框架下进行谋划的，所以使得传统的文化边疆观在新的形势下又得以复活。而这样的边疆观念，明显不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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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领土边缘性区域的异质性再度凸显。在新型的民族国家的制度体系中，经过了长期持续的边疆治理，边疆在历史上存在和不断固化的那些异质性已经逐步淡化了。但是，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和地域性特征突出的国家，由于处于领土的边缘并与其他国家接壤[40]，以及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济结构，以及居民的心理状态方面的特殊性，却不会由于现代化带来的统一性而被隐没。相反，这些因素却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化而逐渐凸显，并以各种各样的边疆问题的形式体现出来。相应地，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国家发展的取向从注重粮食生产转向基于整体规划的因地制宜式的发展，以及在重视地理空间规划基础上形成的区域特色发展，领土边缘性区域的异质性在新的形势再度凸显，并成为影响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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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海洋边疆的地位和问题前所未有地突出。由于长期坚持传统的边疆观念，而这样的边疆观念又存在明显的错位，尤其是将边疆等同于“民族地区”，把边疆治理置于民族政策的框架之下，再加上国家能力的限制，所以，海洋国土、海洋边疆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但是，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以及国家更加注意整体发展，再加上随着海洋开发能力的增强，海洋资源的地位日渐突出，海洋经济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和潜力巨大的经济领域和经济形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也越来越注重海洋国土。与此同时，国家间对海洋边疆的争夺也日渐激烈，一些国家对我国海域和岛礁的抢夺及对已经侵占岛礁的控制日渐强化。这一切都要求国家把海洋国土和海洋边疆的维护放在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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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因素各自和共同的作用，传统的边疆观念、边疆制度和边疆政策的滞后和不适应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得越来越突出。这样的边疆构架，对于国家的边疆战略和边疆治理来说，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弱，而所衍生的消极作用则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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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方向来看，在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崛起的中国，在越来越融入世界的同时，国家发展的外部相关性、外部依赖性和海外利益都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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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都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的。正是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商品流通和投资的自由化、跨国公司的普遍化，在苏联解体后两极对立瓦解的背景下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快，从而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在这样一种全球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迅速发展的中国，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和程度融入了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高速发展是在全球化的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实现的，而且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也正是由于如此，快速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遍及全球，并且由于投资、商品运输通道、能源供应、国家安全等而在海外形成了利益聚积区和利益交汇点或节点。在国家利益超越领土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家海外利益不仅在空间分布方面迅速增加，而且已经发展成为国家的根本利益，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突出，甚至直接决定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崛起进程能否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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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条件下，传统的仅仅在国家领土的范围内划定边疆——主要还是着眼于从陆地上的民族分布的角度划定边疆——的思想观念、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等，对于国家在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内来谋划发展的要求，以及国家海外利益的维护来说，其局限性和消极作用都是十分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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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外边疆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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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行的边疆架构，虽然在民族国家的条件下按民族国家的要求进行过调整和补充，但它毕竟是在历史上形成并在长期的发展中积淀了丰富的内容，其基本的内涵并未完全改变，仍然属于传统边疆架构的范围。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这样的边疆架构越来越不适应国家发展的要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将目光转向国外，考察国外的边疆理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边疆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边疆战略，就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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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主流的边疆观念和边疆理论，无一不是随着国家形态的演变和国家间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任何一种原本较新的理论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得不合时宜，并被更新的理论所取代。理论总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这样的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表现的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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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巨大转折。从国家疆域及其边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从总体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直接促成了疆域和边疆理论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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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家间的边疆争夺趋于激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的民族国家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全世界的国家的数量迅速增长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每个国家都要占有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并有可能提出恢复自己的历史疆域或归还领土等地理空间方面的要求。全球范围可供国家占有或控制的地理空间的有限性与国家对地理空间的要求之间的矛盾，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国家拥挤的情况下，国家以边疆争夺表现出来的领土争夺日益常态化，甚至直接演变为边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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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家开拓和控制地理空间的能力空前增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掀起新的高潮，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在这样的条件下，自形成之日起就深藏着对地理空间的开拓和控制的无穷欲望的国家，开拓、占有和控制地理空间的能力迅速增强，并屡创新高。于是，拥有此种能力的国家，尤其是那些科学技术发达的大国，更是率先将国家对地理空间的开拓和控制的活动延展到地球的南极和北极，以及太空、深海甚至是地球的深部。在此过程中，国家对地理空间的控制方式也逐渐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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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外溢和相互重叠趋于普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发展中最值得关注的进程和现象。虽然“到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相当明显”[41]。但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和全面深化，却是两极对立的格局随着苏联解体而瓦解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造成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所发生的一切足以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相提并论”[42]，并形成了全球化时代。在此过程中，随着全球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突破性发展，国家的利益越来越多地超越于领土的限制，而在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展开。国家的海外利益，以及一个国家的利益范围（主要是海外利益范围）与另一个国家领土范围或利益范围重叠的现象，都日渐突出和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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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和主权体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创始于王朝国家末期的国家主权体制随着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确立而得到巩固。但国家主权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真正确立，大体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50、60年代，国家主权体制发展到了顶点，国家主权的至上性和神圣性得到普遍认同。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甚至是以民族国家主权的让渡为前提的国际规则不仅被广泛认可，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籍日裔学者大前研一甚至断言：“从经济活动的真实流动角度讲，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它们作为今天无国界的全球经济中的有意义的参与单位的作用。”[43]一些政治学家也认为：民族国家“现在已经过时，正在被人们废弃，并且将被废止”[44]。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国家的主权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和尊严，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渐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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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包括民族国家领土理论在内既有国家疆域理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但另一方面，随着形势的变化，新的疆域理论和边疆理论也逐渐浮出水面，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首先，利益疆域或利益边疆理论逐渐出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等西方大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确定战略控制范围，首先使用了‘利益边疆’概念”[45]，并将这些理论逐渐地付诸实践。其次，战略疆域及战略边疆的理论逐渐成形。战略边疆通常被看作“一国国力和影响力所能达到的、可控制的地理与空间区域，它是国家实力、战略意志以及国家战略能力的投射范围”[46]。再次，20世纪80年代美国提出了“高边疆”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最后，海洋疆域及海洋边疆理论有了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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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疆域及边疆理论，既是对形势变化的一种反映，更是一些国家为自身利益的需要而构建的。目前，这些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被付诸实践。美国重返亚太地区或进行亚太再平衡，就是为了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而美国在“高边疆”理论的基础上，已经通过远超其他国家的太空能力而逐渐实现了对太空一定范围的实际控制，将“高边疆”逐步做实。另外，一些海洋大国已经不满足于12海里的领海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正在通过其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达成了对某些海疆的实际控制，或将其作为自家的战略空间，排斥其他势力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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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国外的疆域和边疆理论的发展和演变，尤其是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新边疆理论的构建，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一是边疆理论或边疆观念总是以一定的疆域理论或疆域观念为基础的。而疆域理论本身，又会随着国家形态、国家的行为方式和国家间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国家形态、国家的行为方式和国家间关系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必须对边疆这种国家疆域特定区域的性质和形态等，作出新的理论说明和理论阐释，而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二是国家的边疆理论必须服务国家发展。疆域理论、边疆理论等，都有着极强的实践性，而非纯学术的产品。换个角度来看，疆域理论和边疆理论，也要根据国家发展的状况和需要进行创新。在此问题上，既不能墨守成规，更不能故步自封、抱残守缺；三是在全球化时代，在国家间的利益接触日渐紧密的情况下，仅仅从自己国家领土的范围进行边疆的谋划，已经远远不够了。相反，必须建立全球视野，将国家的疆域和边疆置于区域和全球发展的框架中，进行解释和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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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中国到底应该怎样看和怎样办，成为了值得认真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果仍然抱着历史形成的边疆架构，甚至沉浸于颂扬这样的边疆架构带来的辉煌的幻想而不能自拔，中国就会因为墨守成规、抱残守缺而错失历史提供的机遇。相反，中国的边疆架构也必须与时俱进，尽快改变历史上形成的内敛的边疆观念，以及在此基础形成的边疆制度和边疆政策，以全球视野来看待中国的疆域和边疆，并借鉴一些大国的边疆架构和边疆战略，重新规划自己的领土边疆，在高度重视海洋边疆的同时重建陆地边疆与海洋边疆的关联，建立自己的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并探索自己的太空边疆、底土边疆、信息边疆，构建适应国家崛起和国家发展需要的边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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