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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重新审视陆地边疆，进一步凸显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在传统边疆的范围逐渐压缩的情况下，必须根据边缘性区域在新形势下凸显的特点，以及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重新划定边疆的范围。同时，要改变传统边疆观将边疆视为核心区的支撑和安全屏障，不将陆地边疆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区域，甚至在国家危难时通过放弃边疆而换取核心区的安全做法，进一步提升边疆在国家发展的作用，把陆地边疆作为国家发展的新增长点。同时，要在科学的空间运筹基础上重构陆地边疆治理战略，将陆疆作为国家发展的新增长域，并以陆疆发展及其与周边国家的利益交融来主动谋求地缘政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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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重视海洋边疆，构建完整的海洋边疆架构。大国之路始于海洋。在传统边疆架构中，海洋边疆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经常是没有明确的地位。海洋边疆的管控和治理不力及海疆衰弱，不仅迟滞了我国崛起步伐，也是诸多海洋问题的渊薮。今天，在国力已经增强的条件下，必须将沿海、大陆架、海洋、岛屿、堡礁结合起来，统筹经济战略、资源战略、军事战略、安全战略、地缘政治战略，构建完整海洋边疆架构，促进海洋经济，保障海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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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全面维护利益边疆，把利益边疆的构建作为国家边疆战略的重点。在国家利益遍及全球及一些大国已构筑利益边疆并在全球掀起新圈地运动的背景下，必须厘清国家的海外利益格局，构筑利益边疆，并据此确定国家的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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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要充分认识战略边疆的意义，努力构建国家的战略边疆。随着国家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和严峻，不仅要高度重视战略边疆的构建，而且必须将战略边疆与利益边疆结合起来，以战略边疆支撑利益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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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要适应形势的变化，适时探索确立其他边疆形态的可能性。在一些西方国家探索太空边疆、底土边疆、信息边疆、经济边疆和文化边疆，并逐步将这样的边疆观念引入国家战略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探索在我国确立这些边疆形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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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要整合各种边疆形态，构建完整的边疆体系。须将内部疆域与外部疆域整合为完整的场域空间，进行运筹和谋划；在统筹陆疆与海疆、领土边疆与利益边疆、现实边疆与战略边疆的基础上，确定国家发展与安全的战略，构建完整的边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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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物都处于变化的过程中，国家疆域也不例外。国家疆域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了疆域的范围变化，但对于全面了解把握疆域的变化过程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国家疆域变化的过程中，不仅有范围的变化，而且也有性质和形态的变化。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国家疆域的形态有很大的差别。国家疆域形态的变化，也是疆域研究中必须重视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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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见中国科学院编印：《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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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即廷尉、治粟内史、奉常、典客、郎中令、少府、卫尉、太仆、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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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朝统治者特别在乎和强调的华夏与四夷之间的区别，其实也是以国家疆域内地理空间的差异为基础的，是在这样的差异基础上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地理空间差异在社会组织和人类组织方式方面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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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平：《国家视阈里的中国边疆观念》，载《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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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柳河东集》卷三，《封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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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国家不仅是人类创造的政治形式，而且此种政治形式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采取不同的国家形态，从而便形成了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自从欧洲建立民族国家并将该国家形态扩张到世界以后，欧洲的国家形态演变过程不仅受到普遍的关注，而且逐渐具有了分析世界范围内各种国家形态演变过程的基本参照的意义——欧洲国家形态演变过程中“古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帝国—中世纪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王朝国家—民族国家……”的相对清晰的过程和阶段，往往成为描述和分析其他地区国家形态演变过程的基本范式。在今天中国的国家形态研究中，王朝国家、民族国家等的划分和研究，就是此种范式的具体运用。如果中国的学者能够在国家形态研究中构建起更具解释力的分析范式，也许能够对中国的国家形态演变做出新的解释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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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诗经·小雅·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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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方铁：《“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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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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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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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铁：《古代治理边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构想》，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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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尽管中央王朝在边疆及非华夏族群生活的区域实行了诸如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等特殊的制度安排，但这一切都只是统一地方制度的补充，不仅以统一的地方制度为基础，而且要服务于和服从于统一的地方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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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唐太宗李世民的“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武德九年九月丁未条，第6022页，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和“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记十三》贞观十八年，第6215页）的言论就很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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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美〕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涵朴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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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这样的区域明显具有多样性。它们虽然已经被纳入到王朝的统治范围，但它们与王朝的关系是复杂且多样的，当地居民及其实际统治这些居民的政权的统治者，对王朝的认同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有的地区与王朝的关系较为紧密，有的则处于游离或半游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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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方铁：《“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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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颜师古注引《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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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颜师古注引《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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