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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美〕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涵朴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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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这样的区域明显具有多样性。它们虽然已经被纳入到王朝的统治范围，但它们与王朝的关系是复杂且多样的，当地居民及其实际统治这些居民的政权的统治者，对王朝的认同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有的地区与王朝的关系较为紧密，有的则处于游离或半游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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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方铁：《“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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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颜师古注引《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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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颜师古注引《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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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通过条约确定国家的边界，这在中国国家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至此，王朝国家统治范围和边疆有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边际线，既对王朝国家边疆向外拓展的态势起到了一定的遏止作用，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秦以来的边疆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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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边界是国家主权的外部界线，因而是国家主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国家主权是西欧王朝国家后期通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但却被取代王朝国家的民族国家所继承，成为民族国家的根本内涵之一。关于民族国家的内涵和特征，可参阅周平：《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载《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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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对于这种现象，宁骚先生曾作过精辟的分析。参见宁骚：《国家与民族——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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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钱乘旦：《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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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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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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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王朝国家主权的确立是通过长达30年的战争以及在此过程中签署的一系列和约实现的。1648年10月签订的《西荷和约》确认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而确定了国家主权和主权争端的解决方式。主权原则的确立，使得在国家林立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尊重，确保了国家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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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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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回顾欧洲国家形态演进的历史，大致经历了城邦国家、罗马帝国、中世纪普世世界国家、王朝国家、民族国家等基本的环节或阶段。今天，在经过了民族国家数百年的发展以后，欧洲正在对超国家共同体的探索，体现出超越民族国家的趋势。但是，断言欧洲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或者说，已经将民族国家抛在身后，也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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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恩格斯说：“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正常政治组织。”（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3页）；列宁也认为：“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列宁：《论民族自决权》，见《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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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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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关于“中华民族”的两涵义，可参阅周平：《论中华民族建设》，载《思想战线》，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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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全球化时代，人口流动成为普遍现象，人口的流动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超越了此前的所有时代。在这样的条件下，民族群体的成员跨越国家界限的流动快速的大幅增加。移入一个国家的同一个民族的成员在数量增加和群体觉醒的基础上，会重新凝聚成族。当这些重新出现的人群被当作民族对待的时候，它们也就获得了民族的身份。在民族权利受到承认和重视的国家，这样的现象日渐突出。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对典型民族国家美国的巴尔干化现象所作的分析，就是以这样的现象为基础的。关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多民族化的进一步的分析，可参阅周平：《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国家》，载《云南学术探索》，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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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96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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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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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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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将王朝国家的统治范围区分为内地十八省，或“中国本部”，以及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首见于西方人的著述，甚至也不能排除相关的理论和宣传中包含着某种政治意图或图谋的可能。事实上，这样的理论或观点，也曾经被入侵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和分裂中国的势力所利用。但是，这样的观点在民族国家构建之前以及民族国家构建的一定时期内在中国国内得到广泛的传播本身就明确，这样的观点或和理论得到了相当数量的人们接受，并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疆域和边疆的一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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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张植荣：《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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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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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关于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取向，可参阅周平：《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载《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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