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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来看，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民族各异、政权体系和生活方式都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大同小异，从匈奴到蒙古，都是“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涉猎为事，食肉饮酪”[2]。“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3]。生产生活都是围绕畜牧业和游牧的需要而习得的，表现出蒙古高原草原文化的继承性与相似性的特点，形成的都是以草原游牧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样态和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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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边疆地处松辽平原，虽然气候寒冷，但区内山地森林茂密、平原河流纵横，四季雨雪充沛，土地肥沃，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是一块富饶辽阔的土地。古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种类繁多，有历史记载的包括秦汉时期的肃慎、秽貊、夫余、挹娄、高句丽、乌桓、鲜卑，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契丹、勿吉、库摸奚，隋唐时期出现的靺鞨、室韦，北宋时期出现的女真，明代出现的满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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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边疆优越的地理环境为各民族山地采集、森林狩猎、河湖捕鱼以及种植业发展提供了条件。早在商周时期居住在长白山以北、黑龙江流域东至大海的肃慎人就过着原始狩猎生活，两汉三国时期，肃慎人的后代挹娄人除了狩猎外开始务农，生产五谷、会织麻布，长于养猪。至唐代，由挹娄人的后代靺鞨人和部分高句丽人共同建立了渤海国政权，在唐朝的管辖、支持下，农业经济有了发展，渔猎采集业也较为兴旺。宋至明代，靺鞨的后人女真人农业经济继续发展，但传统的渔猎采集始终不断。及至清代，东起乌苏里江、西至大兴安岭生活的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仍然以渔猎采集为业，部分兼有畜牧和少量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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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边疆生活的民族多是以定居为主，自秦汉以后，大部分民族都进入阶级社会，并出现了国家、政权机构，并且与汉中原地区的交往也最为密切。早在公元前3世纪战国的燕国就在今辽宁省设置了辽西郡、辽东郡，并从造阳修长城到今辽阳附近，在长城外设置障塞，派兵驻守。汉武帝时期又设乐浪郡、临屯郡、玄菟郡、真番郡，当时就有大量汉人迁入，辽、金时期，又有大量汉人迁入东北，特别在隋唐大统一时期，随着政治势力在东北边疆的扩大，汉文化对其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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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边疆地区在群山环绕下即是大片的草场、盆地和高原，是游牧民族的传统聚居区，先是戎族、匈奴、月氏、乌孙等族，西域的羌族姑、柔然，后有突厥、羌族、回纥、契丹、党项羌族等民族，及至元明清时期，则有维吾尔族、回族、土族、裕固族、保安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儿族、塔吉克族、撒拉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西北边疆的人民也先后建立了许多自己的政权，如大匈奴、月氏国家、乌孙国、西域三十六国、突厥汗国、回纥汗国、哈拉汗王朝、西辽王朝、西夏王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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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边疆根据其地域优势，在产业结构上呈现出以游牧为主的特色，兼营商业和简单的手工业，同时在适宜的地区内也从事绿洲农业。《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4]。《汉书》中说，乌孙“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5]。《后汉书·西羌传》载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以射猎为事”[6]。《周书·突厥传》亦载：“育庐毡帐，随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务，……犹古之匈奴也。”[7]这些史料均表明了古代活动于西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游牧经济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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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固定的生活地点、没有城市，逐水草而居。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西北边疆地区，游牧民族内部已发展起简单的手工业，在对外贸易方面则表现出先天的经商能力。手工业方面的经营内容与农业地区有所不同，多围绕牲畜皮毛的使用展开，造成了游牧民族在对外贸易中以畜产品（牛、马、羊、驼）及其副产品（毛褐、毡毯）为主要的特征。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部分产品则主要依靠外部力量的供给，于是游牧民族对外商业贸易也就逐渐繁荣起来。部分游牧民族在民族融合、民族迁移或者气候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也发展起少量的农业，比如西迁后的回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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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疆地区在先秦时期一直居住着土著居民，但后来不断有民族南迁，其形成了两大原始文化分布区：四川西部、西藏、云南西北部主要是氐羌族群原始文化分布区和东南部主要为百越、白濮族群文化区。到秦汉时期，生活在这里的民众曾被称为“西南夷”。随着西南边疆地方政权的崛起，这里先后建立南诏国、大理国。自元朝以后，地方政权臣服中央政府。元代在西南民族地区已经形成了土司制度。后经明清两个时期，这套制度不断完善，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才日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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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气候湿润温暖，森林植被覆盖较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南方农耕类型区。以农业经济为主，辅以畜牧养殖、矿冶业、商业及发达的手工业，一些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民族也仍然存在采集、狩猎及山地垂直游牧等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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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混合经济的状况早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就有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魅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雟、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雟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厓駹最大。其俗或士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厓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8]由此可知西南夷族群较多，规模较小，其经济形式有农耕者即“耕田，有邑聚”，游牧者即“随畜迁徙，毋常处”。这种混合经济的形成主要是与早期族群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有关，同时也是各民族在适应生态环境，寻找合适生计方式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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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族群的生计方式，可分为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南迁氏、羌族后裔和以稻作农耕为主的百越民族。这两种经济类型在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中不断碰撞，逐步融合，渐渐摆脱了早期以游牧、狩猎、采集为主的生产方式，发展起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形成了刀耕火种或者梯田灌溉的山地农业、灌溉水田的稻作农业以及进行固定旱地耕作等几种农业耕作类型。总之，西南边疆地区正处于东亚照叶树林文化带和东西半月弧稻作文圈的中心地带，稻作历史久远，作物品种较多，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经济特色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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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南边疆地区主要从事农业，兼有林业和渔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属于犁耕农业为主的经济文化类型。由于居住条件和环境的不同，傍水而居的主要从事稻作农耕。据1973年发掘，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谷壳、稻秆和稻叶的堆积物，厚度达10厘米至30厘米不等，最厚处达80厘米，是壮侗语族各族先民古越人的文化遗产。此外，苗族先民“三苗”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三苗国”，就已经种植了水稻，商周时期，长江中下游的苗族先民就以种植水稻为主业了。[9]而居住在中南部山区的，主要从事的是梯田与旱地耕作的二元结构型农业。瑶族、畲族及部分苗族、土族的先民们有的以刀耕为主，有的以锄耕为主，有以犁耕为主，有的是多种耕种方式并举，居住在石山区的则实行轮耕制，在历史上，居住在山区的民族先后经历了从由游耕、狩猎为主不断过渡到定居农业为主的发展过程。还有少数居民濒临江水及海岛的，则主要从事渔业和农业相结合的经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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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随着王朝国家的不断发展，历代王朝都不同程度地采取政策措施推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或是直接支持，或是屯垦开发，并且中原都与边疆社会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经济交流，尤其是汉代“丝绸之路”、明代“茶马互市”等广泛的经济交流，但受到复杂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特别是历代封建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大都采取“因俗而治”的治理政策，致使边疆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这种边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地区间的不平衡。这不仅包括汉族聚居的内地与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之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还包括不同边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总体而言，内地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层次要比边疆民族地区高，边疆民族地区的坝区平原要比山区社会发展得更好，农业区比牧区及游猎区要更高；第二，边疆各民族间发展不平衡。不仅汉族与各个少数民族之间不平衡，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发展也不平衡。一般而言，相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而言，汉族经济处于领先地位。而各个民族之间的不平衡也较为突出，相对而言，从全国来看，满族、朝鲜族、回族、壮族、白族、土家族等民族社会发展处于较高水平，苗族、瑶族、傈僳族等山地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则相对滞后；第三，边疆各个民族社会的内部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由于我国边疆面积十分广阔，很多民族内部支系庞杂，分布十分广泛，其内部发展水平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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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中国的边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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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不仅中国社会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重灾难中，边疆社会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地理区位、传统经济生活方式、地域政治形态、宗教因素特别是西方列强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影响，整个边疆社会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变迁中，不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日渐疏离，而且边疆危机不断加剧，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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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代王朝对边疆经营的基础上，清王朝稳定和扩大了国家的历史疆域，其前期的国家疆域已是“汉唐以来未之有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10]。清王朝在定鼎中原国家政权后，在国家的边疆地区实行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政策，在国家的北部边疆（新疆东北、蒙古）推行军府制度及盟旗制度，在青藏高原实行了驻藏大臣和噶厦制度，在西南边疆实行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对边疆地区采取了中央集权制下的差别化制度。这种制度安排是中国王朝国家时代长期以来形成的边疆政治形态的重要内容，是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形态下内地的定耕农业与边疆游牧、游耕、山地、渔猎等文明间的互动交流与对抗共存模式，它为巩固中央在地方的权力，保障边疆地区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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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晚清以来，在西方势力及西方思潮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都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国家的边疆也面临着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最为突出的变化在于，威胁对象从传统王朝国家时代边疆的地方势力（主要是少数民族政权）转变为西方列强势力。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方式蚕食着中国边疆领土。这种转变把边疆带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之中，使边疆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之下，晚清王朝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边疆政策，并逐渐改变了原来的羁縻之策，通过清末的新政，来整合中央王朝与边疆地方政权的关系，试图加强对边疆地方的直接控制权力。它先后设置了新疆、台湾、奉天、吉林、黑龙江等行省，开始直接介入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事业，并在内蒙古逐步设立了州府、县。遗憾的是，这样的政策变革并未得到边疆地方的拥护，反而受到边疆的抵制，进而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导致这些政策最终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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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方列强的渗透和破坏，使部分边疆地区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力逐渐加强。随着王朝国家的覆灭，传统王朝国家的中央权威解体了，但新的民族国家的中央权威仍然在艰难的重构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在边疆行政区划上，北京政府设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后改为西康）、宁夏、青海等特别行政区，但在政治制度上仍行清朝旧制的双轨制，即在外蒙古与西藏采用由中央派遣驻地官员代表中央施政及外蒙、西藏。在这一时期，北京中央政府频繁重组更迭，地方形成军阀势力，地方主政的政治格局逐步呈现，而西方列强之间在中国的势力维持着基本均势的状态，边疆绝大部分地区相继卷入民主共和革命过程中。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酝酿已久的边疆分裂势力在晚清时期加快了活动步伐，尤其是外蒙古及西藏地区最为猖撅。至民国初年，外蒙古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宣布独立；西藏在英国的支持下，主权及领土问题更趋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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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达致高潮。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结束了北京政府时代纷繁的政权更迭局面，其所重构的中央政治权威明显高于北京政府。但是，边疆社会政治形势受到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局势进一步恶化，边疆危机不断加深，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边疆危机已经有接近崩溃的忧患。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夺我国东北边疆，西方列强在中国保持的均势局面瞬间被打破，边疆危机凸显，各国“纷起效尤，对于领土之侵略，更明目张胆，不复有顾忌法占九岛，英窥班洪，既嗾南疆独立，又助藏军内犯，一时山雨欲来，风云变色”[11]。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在我国的不断扩张，边疆形势危机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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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方列强的进入，中国被迫卷入了近代化的进程。自近代以来，西方的势力由沿海入侵中国，此后，西方近代的生产方式开始在边疆地区传播，民族、国家等近代观念也相继涌入，形成了一把对我国边疆影响复杂的双刃剑。民族国家的构建是近代国人谋求国家独立富强的重要目标，其总的方向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然而，由于西方列强利用边疆复杂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对中国边疆地区尤其是蒙古、西藏、新疆三省区进行窥视，甚至在抗战时期也借口“民族自决”来煽动边疆分裂。加之，边疆地区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因素损害了边疆原有民族与宗教上层人物的既得利益，使得部分民族与宗教人物歪曲民族国家之正面含义，同时受西方列强蛊惑，谋求边疆地区分裂，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及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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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二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边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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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在1949年新中国政权建立后，与其他地区逐步步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国家发展进入了民族国家时代，边疆社会也因此逐渐步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但是，边疆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与内陆地区相比又有一定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这不仅与边疆社会的复杂局面有关，也与国家政策的调整尤其是民族工作方略紧密相连。从边疆现代化进程的具体过程来看，边疆社会的现代化首先经历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被迫中断，继而在改革开放后进入快速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尽管边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充满曲折，但总体的发展趋势是沿着好的方向前行。不过，边疆社会的地域特点、民族关系、宗教因素、传统政治体系等突出特点使得边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面临着与内陆不同的挑战，这些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边疆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这就决定了边疆社会治理需要不同于内陆的差别化理念、制度和机制安排，需要政府在边疆治理中突出差异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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